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复《长三角国土空间规划（2023—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这不仅仅是一份跨度十年的空间蓝图，更是长三角从“做大连接”走向“做深融合”的行动纲领。
回望过去十年，长三角协同最直观的成果集中在高铁成网、通道贯通、断头路打通等“物理联通”上，而《规划》获批后的新阶段，核心命题正在转向，在实现“无缝连接”之外，更要推动产业分工与制度规则的“化学融合”，让要素跨城流动更顺畅、协作更稳定、收益更可持续。要迈过这道门槛，长三角至少需要完成三重进阶：核心都市圈从“挨得近”走向“配得准”，外围都市圈从“同赛道堆资源”转向“错位突围”，创新廊道则需要把协同从口号落实为可复制、可迭代的制度产品。
第一重进阶：从“地理邻近”迈向“功能耦合”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长三角的协同更多呈现“就近”特征。城市挨得近、路网越织越密，人员通勤更方便、产业外溢更自然，于是形成了同城化通勤和产业向周边扩散。但如今，协同能走多深，已经不取决于“离得近不近”，而取决于“配得准不准”。从“因为近所以合作”，转向“因为分工清晰所以离不开”，即“功能耦合”：都市圈之间不再只是企业迁移、要素流动，而是围绕研发、制造、场景、标准、数据、服务等环节形成稳定的分工关系，让创新链和产业链在跨城之间闭环运转。
最具代表性的样本，便是上海大都市圈与苏锡常都市圈。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苏锡常都市圈经济体量达5.38万亿元、工业总产值突破8万亿元。它提供的是扎实的制造底盘，而上海提供的是科创策源与资本、人才、国际化资源。两者叠加，使“研发设计在沪、转化生产在苏锡”的模式从概念走向常态。无锡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承接上海资源，形成研发与转化的跨城接力；交通基础设施持续推进，进一步压缩通勤与物流半径，让临界区域的产业布局开始“相向而行”，逐步形成更高频的产业协作圈。
更重要的变化，是协同正在从“产能外迁”升级为“链条嵌合”。企业不是简单去周边找便宜土地，而是在长三角内部寻找最优的产业生态位：该把研发放哪、制造放哪、交付和场景放哪，按效率来组合。比如上海仙途智能科技把总部研发留在松江，同时把无人清扫车生产基地布局在嘉兴平湖，就是典型的跨城“研发—产业化”组合，通过彼此嵌入、相互加固，最终形成一个优势产业集群。
第二重进阶：以都市圈差异化分工化解“同质内卷”竞争
在上海—苏锡常这台“核心引擎”之外，《规划》提出要与南京、杭州、合肥、宁波等都市圈加强空间统筹，并保障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等跨区域协同空间，其目的很清楚：下一阶段的空间结构优化，重点不在“再铺几块园区、再堆几批项目”，而在于破解同质化竞争。当“集成电路+新能源车+生物医药”几乎成了各地标配，外围都市圈要避免在同一条赛道上重复加码，必须靠更清晰的定位和分工，形成互补而不是互耗。
杭州的选择，是把“数字经济”从应用层往制造端、工程端延伸。一方面继续夯实数字经济与AI底座，其2024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已超2万亿元，增加值占GDP比重28.8%，AI领域营收超百亿企业7家；另一方面强调“数字+制造”的复合韧性，把数字化能力用于研发迭代、生产组织、质量控制与供应链协同，让硬科技更快走完“工程化—规模化”这段最难的路。
南京致力于建设“平台型枢纽”，强化科教资源与组织能力，通过数十个科创飞地把创新要素向周边扩散。合肥则更趋向“工程化与产业化中心”；2025年前三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5.2%，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55.8%，着力把科研势能快速转成产业动能的效率。
宁波的路径更直接：把“海洋与港口”做成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舟山港年集装箱吞吐量2025年首次突破4000万标箱，这不仅是外贸韧性的指标，更是一整套临港制造、高端装备、供应链服务与全球通道能力的底盘。
把四个都市圈放在一起看，长三角正在形成更合理的竞合逻辑：不追求“样样都有”，而是把各自最擅长的环节做强，形成差异化优势，再通过创新走廊把能力串起来，以协同创造可持续的增量。
第三重进阶：以G60为样本做强制度供给
如果说都市圈的分层与差异化发展解决的是“谁和谁更适合协同分工”，那么创新廊道要回答的就是“怎么把协同做得更省摩擦、更有效率”。在国务院批复点名保障的跨区域协同空间里，G60科创走廊最值得观察的地方，不在于“路更通了”，而在于通过多项制度供给，让“规则更顺了”。
第一项制度供给，是把“一网通办”做成企业跨城经营的基础设施。G60九城从涉企事项“一网通办”起步，把跨区域服务从“能办”提升到“好办”：跨区域通办事项增至195项，跨区域办件累计突破100万件，直接减少企业在不同城市之间重复跑、反复交材料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让“跨城配置资源”真正变得顺手。
第二项是把“科研资源共享”变成可用、可结算的市场化工具。G60近3000家企业领取科技创新券近6亿元，参与机构超5000家，涉及仪器设备近7万台套，把过去“各买各的、低频闲置”变成“按需调用、跨城结算”。配套的《科学仪器选型手册》整合138家企业、300款国产仪器，把供给侧信息进一步做实，利好中小企业。
第三项是把“成果转化”做成跨城可交易的通道，并把金融嵌入转化链条。G69科技成果拍卖会近年来累计成交额突破500亿元，使技术交易从“各地撮合”走向更统一的跨城市场。同时，成果转化基金、银行专属产品等形成配套，让“实验室—交易—资金—产业化”能在同一条链上更快闭环。廊道由此不只是项目落地的空间通道，更成为跨区域的“加速器”。
深水区攻坚：以制度协同筑牢“化学融合”根基
《规划》批复提出“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并要求完善“一张图”系统与基础信息平台，提升空间治理数字化水平。
实际上，眼下的核心矛盾恰恰是长三角的市场融合走在前面，治理仍被行政边界牵制。尽管“一网通办”解决了不少表层协同问题，但在税收分享、GDP核算、数据资产确权、跨区域执法互认等深层环节，依然存在“玻璃门”。当企业把研发放在核心城市、制造和场景放在周边城市时，如果利益分配、责任界定、数据流通与定价缺少稳定规则，协同就容易停在项目合作上，难以沉淀为长期生态。
为了从“物理联通”迈向“化学融合”，长三角地区亟须要把三件事做深做透：
一是规则共建，把“互认”从个案变成清单。比如实现沪苏智能网联汽车场景互通，其价值不在于多联通了几条公路，而在于数据共享、标准衔接、责任划分一旦打通，产业链就能跨城运转。强化产业跨区域协同，需要把场景互认、标准互认、监管互信做成清单：互认什么、共享什么、风险怎么协同处置，都要可预期、可执行。
二是平台共用，把“共享”从资源堆叠变成服务供给。G60创新券、仪器共享、通办事项的共同点，是把分散资源封装为统一服务，把协同沉淀为平台能力。平台越统一，企业跨城创新摩擦越小，越能形成规模效应，避免“每到一城重搭一套系统”的弊端。
三是收益共享，把“协同”从项目做成生态。跨区域产业转移带来的GDP与税收分配，数据要素流动带来的价值归属，都需要建立更标准化的贡献核算与收益分配机制，让协同的好处看得见、算得清、分得了。
归根结底，以《规划》为新起点，长三角下一阶段需大力促成制度层面的深度协同，以功能协同替代行政区竞争，用统一规则与平台互通降低跨城交易成本，用可结算的收益共享把协作做成可持续的生态。只有当企业在长三角任何一城经营都能感受到更一致的制度环境、更顺畅的供应链与创新资源，这片区域才能真正从“物理联通”走向“化学融合”。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