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潜力与空间战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沿海地区的高速增长来拉动的。按照1978 年不变价格计算，在1979 ～ 2013 年间，沿海经济带对各地区GR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4%。从图3 中可以看出，自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以来，沿海经济带GRP占全国的比重一直在不断提升，从1967 年的48. 4% 提高到2003 年的61. 4%，增加了13.0个百分点。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大规模开发建设，目前沿海经济带已经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带。然而，随着发展基数的提高和转型升级压力的加大，近年来沿海地区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其GRP占全国的比重逐步下降。2012 ～ 2014 年，沿海经济带GRP年均增速已下降到8． 8%，比长江经济带低0. 9 个百分点，更远低于长江中上游地区( 见表1) 。沿海经济带GRP占全国的比重也由2006 年的61. 4%下降到2014 年的57.6%。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后，要保持有质量的中高速增长，单纯依靠沿海地区已经远远不够，急需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培育新的国家级增长极和经济支撑带，推动形成多中心网络开发的新格局。⑥
长江经济带交通区位优越，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巨大，有条件建设成为继沿海经济带之后又一条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增长带。
首先，长江经济带依托长江“黄金水道”，交通便利，人口、产业和城镇密集，要素组合较好，具备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基础条件。目前，中国大多数城市均面临缺水问题，而长江流域水资源丰富，长江航运能力相当于40 条铁路，这就为临江现代化大工业发展和城镇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作为长江经济带的主体部分，安徽及中上游地区现有发展水平较低，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有条件建设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14年，长江经济带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GRP分别只有东部地区的48% 和41%，城镇化率也分别低17． 8 和22． 7 个百分点。较低的发展水平也预示着其发展潜力所在。第三，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后，尽管全国经济增速已逐步放缓，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但长江经济带中西部省份因发展水平低，目前大多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双加速”阶段，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在“十二五”时期，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城镇化速度均远高于下游地区( 见表1)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云南等地工业增加值比重的下降，是在缺乏制造业强力支撑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结果。这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增加值比重的下降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工业化滞后的表现，而后者则是逆工业化的结果。第四，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经济快速增长， 2012 ～ 2014 年GRP增速达到9． 7%，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均呈现出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长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快速增长势头。
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空间和巨大潜力主要在中上游地区。加快长江经济带建设，必须在继续抓好下游转型升级的基础上，把着重点放在中上游地区，促进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共同繁荣。首先，实行上中下游联动。上中下游联动是促进流域经济带协同发展和一体化的关键。要打破地区分割，强化分工合作，通过上中下游联动，推动下游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向中上游流动，推动下游产业向中上游有序转移，由此形成上中下游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中上游地区被“边缘化”，推动长江经济带形成全面发展、共同繁荣的新格局。当然，对中上游地区而言，要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还必须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而不能单纯依靠承接下游的产业转移。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单纯的梯度推进思路将不利于中上游地区的发展。
其次，建设三大国家中心城市。从功能定位和综合实力看，上海理所当然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但是，长江经济带东西延绵数千公里，即便是“龙抬头”，也未必能够摆动整个“龙身”和“龙尾”。上海作为“龙头”的作用，更多是发挥引领、示范和标杆作用。这样就需要在中游的“龙身”和上游的“龙尾”，分别将武汉和重庆培育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使之成为辐射带动中上游地区发展的极核。其中，上海既是整个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也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极核，而武汉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极核，重庆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极核。这三大极核均应培育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目前上海和重庆已经明确为国家中心城市，而武汉还没有得到国家认可。现有5 个国家中心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和西南，从促进中部崛起和辐射带动长江中游地区的角度看，当前应把武汉明确为国家中心城市，以便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这样通过三个极核的互促互补和辐射带动，推动长江上中下游三大“板块”协同发展。
第三，积极培育三级城市群。长江经济带是由众多城市群串联而成的城镇密集带。目前国家已经确定了“三大两小”的城市群配置格局。“三大”是指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跨区域城市群，“两小”是指滇中、黔中两个区域性城市群。从长远发展看，长江经济带要重点培育三级城市群体系: 一是世界级城市群，包括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在2020 年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在2030 年前，均有条件培育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除了发挥好上海的“龙头”作用外，还要强化南京和杭州的副中心作用，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轴，构建多中心、网络化的协同发展格局。二是国家级城市群，包括成渝城市群和江淮城市群。过去有人主张将江淮城市群纳入长江中游城市群⑦，也有人主张将安徽纳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事实上，从空间范围和经济联系看，目前江淮城市群是相对独立的，有条件建设成为国家级城市群，尽管某些城市有可能纳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范围。三是区域级城市群，包括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和三峡城市群，其核心城市分别是昆明、贵阳和宜昌。过去，不少学者均把宜荆荆( 宜昌、荆州、荆门) 纳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范围⑧，国务院颁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也将宜荆荆包括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之中。但是，从长远发展看，为了推动三峡经济区的建设，将以宜昌为中心的三峡城市群建设成为相对独立的区域性城市群，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具备条件的。
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两岸合作机会
长江经济带作为引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带，其开发建设将给海峡两岸带来诸多合作机会。这种合作机会将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投资和经贸方面，也体现在科技教育、文化旅游、人员交流等诸多领域。依托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加强海峡两岸全方位合作，携手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将有利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从而开创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台湾地区与长江经济带在要素组合和优劣势方面具有互补性。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资本和技术力量雄厚，管理经验丰富，拥有一批著名品牌，但岛内资源匮乏，要素成本高，发展空间受限; 而长江经济带尤其是中上游地区地域辽阔，劳动力充足，水资源、清洁能源、矿产、生物资源丰富，要素成本较低，但发展基础薄弱，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制约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加强双方的投资和经贸合作，将是海峡两岸合作的主体，其发展潜力巨大。
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早期高度集中在粤闽地区。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出现了明显的“北上”趋势。⑨ 这里所指的“北上”，主要是从粤闽地区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转移，江苏、上海和浙江相继成为台商在大陆的重要投资区位。根据台湾地区“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台商在粤闽地区的投资，1991 年曾占台商在大陆投资总额的74． 2%，之后该比重不断下降， 2012 年已降到19． 7%。相反，台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所占比重，则由1991 年的14. 1%迅速提高到2005 年的64． 1%。近年来，台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比重已出现下降趋势，而在粤闽地区投资的比重出现了一定回升( 见图4) 。与外商在华投资区位变迁不同的是，台商投资在由粤闽地区向长江三角洲地区大规模转移后，并没有继续“北上”，至今为止台商在京津冀地区投资所占比重仍然很低，其他沿海地区也没有得到台商的青睐。倒是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台商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比重明显增加，由2000 年的1. 8% 迅速提高到2014 年的21． 5%。这说明，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近年来台商在大陆投资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西进”趋势。
由于长江经济带的诸多优势和巨大潜力，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台商在长江经济带的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所占比重急剧增加，由1991 年的15． 2%提高到2004 年的66． 8%( 见表2) 。之后，长江经济带台商投资占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比重均维持在60% 以上，2014 年略微下降到57． 6%。然而，从上中下游的分布看，台商在长江经济带的投资高度集中在下游地区，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一定改变。自2009 年以来，台商在长江经济带的投资总额中，中游地区所占比重已由2. 7% 增加到2014 年的7. 0%，上游地区则由2. 7%增加到18． 6%。从投资领域看，目前台商在长江经济带的投资高度集中在制造业、金融及保险业、批发及零售业、不动产业。2014 年，这四大行业合计占93． 7%，其中，制造业占64． 7%，金融及保险业占13． 8%，批发及零售业占11． 0%，不动产业占4． 3%。
从长远发展看，加强海峡两岸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合作，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台商在投资区位选择上，不能只局限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而应把投资重点逐步向安徽及中上游地区转移。皖江城市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等作为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均具有良好的投资机会。其次，在投资领域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台商的开放力度，不断扩大开放领域。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除了制造业、金融及保险业、批发及零售业、不动产业外，基础设施、运输物流、文化旅游、现代农业、医疗养老、科技和信息服务等产业均具有较好的赢利空间。第三，要依托长江经济带主要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发挥两岸各自优势，合作共建台商产业园区，尤其是科技产业园区。在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快建设一批国家级台资企业产业转移集聚服务示范区。第四，充分利用长江经济带科教力量雄厚的优势，加强海峡两岸科技教育合作，创建不同形式的教育和研究联盟。2013 年，长江经济带有普通高等学校1065 所，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达1048 万人，分别占全国的42． 8% 和42． 5%； R＆D 人员全时当量占全国的44． 1%，国内三种专利申请授权数则占56． 9%。尤其是上海、武汉、重庆、南京、合肥、成都、长沙等城市，均为全国重要的科教中心。因此，加强海峡两岸的科技和教育合作潜力巨大。此外，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人文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加强长江经济带与台湾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不仅意义深远，而且潜力巨大。
作者简介: 魏后凯，1963 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注释：
* 本文系作者于2015 年9 月19 日在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参加“中国大陆‘十三五’期间开展两岸经贸合作策略研讨会”提交的学术论文。韩镇宇参与了本文部分数据的计算整理，在此表示感谢。
①由于多方面原因，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GRP 加总数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GDP 总数。这里按长江经济带GRP占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加总数的比重计算。下同。
②陆大道: 《2000 年我国工业生产力布局总图的科学基础》，《地理科学》1986 年第2 期。
③陆大道: 《建设经济带是经济发展布局的最佳选择———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地理科学》2014 年第7 期。
④Theil，H.,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Theory，Amsterdam: North － Holland，1967．
⑤魏后凯、蒋媛媛: 《长江流域地区开发规划: 现状与展望》，《学习与实践》2009 年第11 期。
⑥魏后凯: 《新时期我国国土开发的新方略》，《绿叶》2009 年第9 期; 魏后凯: 《建设长江经济带及重庆应对策略》，《改革》2014 年第6 期。
⑦张雅杰等:《基于ESDA － GWR多变量影响的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经济地理》2015 年第3 期。
⑧秦尊文: 《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构建》，《江汉论坛》2010 年第10 期；魏后凯、成艾华: 《携手共同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第四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江汉论坛》2012 年第4 期。
⑨晁罡、熊吟竹: 《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区域和产业分布特征分析》，《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5 期。
【来源】江海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