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正在从信息技术革命以后的相对繁荣期走向相对衰退期。从康氏长周期来看，世界经济往往在经历20-30 年的相对繁荣期后，就进入一个相对衰退期。在繁荣期，发达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大概在4%，而相对衰退期则在2%左右。世行数据显示，目前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大概是2.2%，这也印证了世界经济确实处于相对衰退期的判断。
中国经济也处在这个大趋势当中。2009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从两位数下降到个位数，2012、2013 年分别是7.8%、7.7%，2014 年预计在7.3%左右，呈现出一个逐步走低的趋势。大家开始担心，中国经济能否撑得住？经济增速下降会不会带来大量失业与社会不稳定？虽然经济中高速增长趋势已经出现，但从近两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依然“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
2014 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到，我们要适应“新常态”的阶段性变化。所谓“新常态”是对此前的高速增长期而言的。高速增长期由三个方面因素构成，一是快速城市化及由此对重化工和投资的拉动，二是加入WTO 及由此带来的进出口快速增长，三是1994 年以后制造业领域的“营改增”推动了市场细分。进入“新常态”意味着由这三者所构成的高速增长的结束，我们需要寻找新的驱动力。城市化率超过50%后经济会从高速增长进入正常增长，虽然城市化依然是动力之一，但不会像此前那样强劲了，进出口贸易的下降也将是长期趋势，但“营改增”依然有巨大的作用空间。上一轮“营改增”主要是在制造业推动，而本轮“营改增”开始在服务业大展拳脚。另外，世界经济相对衰退期同时也是新一轮科技创新的窗口期和绿灯期。技术进步正在改变中国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正在塑造新的业态，一旦这个酝酿过程完成，它所形成的“爆发力”将是非常巨大的。
西方国家的经济调整，往往是通过“危机”来去杠杆化和消化过剩产能。在这轮调整中，美国做得比较好，目前经济基本面已经基本恢复正常。而对中国来讲，我们无法承受经济危机的代价。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 会议上对“新常态”作了更加准确全面的总结，用三个词来概括就是：合理增长区间、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这中间其实包含着中国经济“可控调整”的转型升级新思路。
中国不可能以危机为代价“去产能”，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合理经济增长区间。我们目前每年需要新增1000 万个就业岗位，合理增长区间是满足就业需要的底线。我国在高速增长期的主要产业是加工贸易，按照加工贸易的经验公式，要满足每年新增的就业需求需要约8%的增速。但从过去两年经验来看，我们如果能将经济增长稳定在7%左右，就能够满足吸纳就业的要求。原因就在于服务业的“营改增”在不断释放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空间。在高速增长期，我国第三产业占比约为30%，目前已经达到46.7%，超过了制造业。只要“营改增”领域继续扩展，“十三五”期间，第三产业创造新增就业机会的潜力依然在。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在这轮危机中最大的区别。
第二个因素是结构优化。在相对衰退期，如果能够在经济合理增长中完成结构优化，通过结构优化推动经济继续增长，中国的调整新路就真的走出来了。结构优化有三重指标：三产比重超过二产、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高于制造业增速。这三方面指标目前都已显现，这说明我们讲了将近二十年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十八大后真正起步了。虽然经济结构优化真正达到新常态的要求还需要假以时日，但目前已经起步则是确定无疑的。
在保持合理增长中调整经济结构，底线在于防止“三碰头”：房地产价格过快下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面积违约和产能过剩加剧。房地产价格过快下降将使地方融资平台资金链断裂，由此导致与此相关的产业将出现过剩，这会使本来就存在的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银行坏账及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底线，做到在游泳中换气，在合理增长区间内消化过剩产能。
要解决上述问题，引领新常态，最终还需要靠创新驱动。中国的“创新驱动战略”有自己的逻辑，即开放倒逼改革，改革促进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最大的改革议题是自贸区改革，影响和推动作用最大的也是自贸区改革。其逻辑起点就是“开放倒逼改革”。自贸区的开放举措倒逼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首当其冲是行政审批的改革。如果行政审批过多，企业的创新空间必然受到制约。在自贸区改革中，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这些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在倒逼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其实质就在于通过改革为企业家创新创造有利的营商环境。创新不是通过政府推动一系列项目来完成的，创新本质上是企业家的行为，没有企业家群体的发展壮大是很难形成创新气候的。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会有优秀的创新企业和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不同于西方国家，每每需要用“危机”为代价来修复经济，中国需要在保证经济合理增长区间的前提下实现稳步转型。总的来说，中国走的是一条“可控转型之路”。可以说，不为速度而速度，是中国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思路变化，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体现。这条“可控转型之路”如果走通，或许对全球经济发展也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作者：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