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属于绿色金融的黄金时代。就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围绕绿色金融的重磅政策不断出台，顶层设计勾勒出了行业发展的十年目标和路线图。决策层的重视、市场的响应、可持续发展的迫切压力，正汇聚成一股合力。
这也是属于绿色金融的彷徨时代。随着2020年“双碳”目标的提出，绿色金融在“快车道”上已飞驰4年。好摘的果子已经“摘掉”，下一步向何处要增量？困扰行业发展的鉴证识别难题如何解？庞大的普惠群体能否被广泛纳入绿色金融支持范围？
顶层设计明确长期路线图
“2024年，我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纳入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回顾了过去一年涉及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
202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发布，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开启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明确进一步强化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纳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将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作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强调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202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发布，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出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推进绿色转型重点任务……
聚焦绿色金融领域也有多个重磅文件出台。《金融时报》记者梳理发现，202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从内容来看，《指导意见》是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三大功能”和“五大支柱”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思路的进一步丰富与落实，形成了我国下一阶段绿色金融发展的顶层指引。
“《指导意见》设立了绿色金融中长期目标，即‘未来5年，国际领先的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体系基本构建；到2035年，各类经济金融绿色低碳政策协同高效推进，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标准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更加成熟，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功能得到更好发挥’。”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研究院院长彭文生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指导意见》可以帮助市场主体形成稳定预期，并据此作出更长期的行动规划。
此外，2024年5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提出聚焦“双碳”目标健全绿色金融体系：提到要支持重点行业和领域绿色发展，丰富产品和服务，发展碳排放权、排污权等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同时强调要强化ESG风险管理，强化对客户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的分类管理与动态评估，纳入业务管理流程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采取差别化管理措施，支持高碳行业低碳转型，有效满足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低碳转型的合理融资需求。同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总体要求上，《意见》明确指出要将绿色金融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纳入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从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提升绿色金融专业服务能力、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强化实施保障四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发挥绿色金融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支撑作用。包括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发挥碳市场作用，首次提出稳步推进金融机构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加强对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项目金融支持，丰富完善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总体来看，一系列政策文件为绿色金融发展明确了方向。“进入绿色转型新阶段，我国绿色金融的核心任务也从注重量逐步向提升质转变。”彭文生表示。
创新产品不断丰富
顶层设计的重视带动了市场的积极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绿色贷款增速维持高位。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5.75万亿元，同比增长25.1%，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7.5个百分点。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11.86万亿元和12.04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6.8%。“自2024年以来，我国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速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25%以上的增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朱若蕾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除了绿色债券、绿色贷款外，绿色保险、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等绿色金融产品类型也更加丰富。“过去一年里，以新能源REITs盘活电力资产、绿色信托支持新能源汽车与光伏项目、储能系统收入损失保险破解储能经济性难题等绿色金融创新产品正在积极落地。”朱若蕾表示。
记者注意到，以资产支持证券（ABS）为例，全国首单换电基础设施ABS（吉利—易易互联1期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全国首单碳资产ABS（深圳担保集团—南山区—中小微企业19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均于2024年成功发行。
绿色债券方面，尽管发行放缓，但创新品种表现亮眼。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2024年11月，中国境内市场贴标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已突破4万亿元，存量规模近2万亿元。其中，2024年1至11月新发行规模5366.9亿元，较2023年同期减少34.2%。从不同类型来看，2024年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绿色金融债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占比较高。从创新品种来看，2024年，绿色乡村振兴债券与蓝色债券的发行规模显著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转型金融正逐渐从“呼声”走向落地。“越来越多的地方结合当地产业特点发布转型金融目录，预计转型金融发展将明显提速。”鲁政委分析称。多地相继推出了转型金融标准，如《上海市转型金融目录（试行）》《重庆市转型金融支持项目目录》等；在具体产品方面，市场上正在不断创新转型金融信贷产品，“转型金融+”形式的跨界合作产品陆续推出。例如，2024年5月，中国太保与上海农商银行创新落地全国首笔化学工业领域“保险+转型金融贷款”，首次实现银行和保险机构在转型金融领域的跨界合作。
增强小微企业绿色融资支持力度
高速发展的绿色金融也面临着挑战。“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存在绿色不普惠的问题。绿色金融对小微企业等普惠群体的包容度不高。”朱若蕾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目前能够使用绿色融资工具的行业集中在能源生产供应、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由于行业特性，这些企业通常以大中型央企、国企为代表。相对而言，小微企业获得绿色融资支持力度有待增强。
《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现行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主要基于《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其基本原则为“三最”和“三重大”，即推动绿色发展最重要、最关键、最紧迫的产业，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政策。例如，目录中的水力发电项目仅含《“十三五”可再生能源规划》中明确的重点大型水电基地建设，绿色的中小型水电项目仍无法纳入。“现行绿色金融标准求大倾向明显，普惠主体面临准入排斥。”有业内人士谈道，此外，在标准体系方面，当前绿色标准对普惠要素的延伸不足，一致、清晰的绿色普惠标准缺失，制约了绿色普惠金融的发展。
“金融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采取的调整性措施容易导致对普惠群体的金融排斥，物理风险、转型风险和信息成本等因素导致金融机构缺乏向普惠群体提供绿色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动力。”朱若蕾分析认为，这不仅限制了普惠群体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还限制了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金融机构亟待加强相关能力建设。“绿色金融领域涉及环境、低碳等相对专业的知识结构，壁垒较高。”一位业内人士谈道，金融机构尤其是基层团队中普遍缺乏绿色金融专业队伍，不论是熟悉绿色金融政策和产品设计的绿色金融专业人才，还是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人才都非常缺乏。以绿色信贷业务为例，其与传统信贷模式存在较大差异。绿色信贷业务涉及绿色识别、定义、认证等环节，对金融科技应用、环境风险评估等技术要求较高，一些中小银行由于技术不足，仍多采取传统信贷模式，导致成本和收益难以匹配。
“从商业可持续角度来看，要进一步优化政策激励机制，尤其是绿色普惠金融方面的激励机制建设。”朱若蕾建议，一方面，要通过健全政策激励机制，引导绿色资金流向普惠主体。例如，可以通过综合运用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在奖励、补贴、贴息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合理运用和搭配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窗口指导等政策工具，引导绿色普惠金融发展。另一方面，要打通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配套扶持政策。“目前，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的相关配套政策相对独立。”朱若蕾建议，在配套扶持政策上实现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打通，在不发生重复调节的前提下允许交叉使用，以更好发挥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在激励机制方面的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