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天翻地覆--现实中的改革，并不会出现这样戏剧性的变化。上海市宝山区法院，是上海司法体制改革率先试点单位之一，法院负责人和法官们念兹在兹的是循序渐进、日拱一卒。的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积跬步以至千里，从量变到质变，这才是改革进行时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审案：一直在改革，还要再深化
落实“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这是司法体制改革中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核心。事实上，近十年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及其管辖的宝山区法院，一直在最高院和上海市高院统筹下进行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试点工作包含人员分类管理、人财物省以下统管等五项内容，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司法责任制。这项工作一直在做，现在的改革是多年来工作的延续和升级。”宝山区法院院长汪彤说，“比如淡化内部行政色彩，９０％以上的案件由合议庭、独任法官说了算，审委会原则上不再讨论具体案件的事实问题，我们早已实现。继续改，就是让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案件比例再高些，让比例已经很小的审委会讨论案件比例再小些。”
基层法院有基层法院的工作实际。在宝山区法院，８６％的裁判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由独任法官一人独立审理裁判。合议庭审案流程也在改变，以前绝大多数案件虽然不要报院长、审委会，但仍要由审判长签发；现在，是由合议庭成员共同签发。
像其他试点法院一样，宝山区法院也建立了主审法官联席会议制度。对于拿不准的案件，主审法官可以提出讨论的要求。“但是，需要明确一点，法官会议不是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审判组织，而是提出意见供主审法官参考，而且是一人一票，不是职级高的说了算，至于怎么判，还是由合议庭和主审法官定。”宝山区法院副院长唐春雷说。
关于责任：要依法“追责”也要依法“不追责”
改革需要符合国情。国情是什么？就是中国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选任机制，还没有实现职业化、专业化。汪彤坦言：“一些国外法院的审判权监督是完全的事后监督，而我们在当前阶段，不能等事后才来谈责任，谈弥补。”
“法院作为一个整体要对审判结果负责任，司法责任制不等于不要审判监督和管理。监督不能全盘废除，但是方式方法必须转变，不能以行政化的方式进行干预。”汪彤说。
像许多试点法院一样，宝山区法院也有一套成文的《院庭长审判管理工作职责规定》，要求他们对程序事项进行审核批准，参加合议庭主审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严控超审限案件；至于具体个案，如果必须要进行管理指导，应当通过法官会议等组织化方式进行，并全程留痕。
关于司法责任的另一面，是不能滥用、泛化“终身担责”这一说法。这也是记者在很多改革试点单位听到的声音。“比如，有些案件是具有开拓性的新类型案子，承办法官有自己的想法，就按自己的想法判了，结果被上级法院改判，那么他有没有责任？该不该惩戒？当前，关于‘终身追责’等司法责任的细则还没有出来。我们作为司法工作者，必须要考虑这些问题。”汪彤说。
关于入额：不能让年轻人没有奔头
宝山区法院的人员分类管理工作已经初步完成。目前，法院任命了１１０名入额法官、６６名法官助理。理想的办案人员配置，是一名法官至少配一名法官助理，以及书记员等其他辅助人员。但是，目前做不到。唐春雷说：“我们原来的模式是‘法官＋书记员’模式，现在虽然是‘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模式，但是由于人员没有增加，法官助理还兼任了一部分书记员的工作。”
“法院的工作还是这些，现在的改革是要细化职责分工。”汪彤说，“比如，在国外，法官助理的职责范围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法官的秘书和助手，工作全部由法官来安排。从事了具体工作的法官助理，虽然不可以单独在裁判文书上署名，但可以在裁判文书的专门位置署名。”
年轻人的激励、晋升、职业预期，也就是法官助理从“蓄水池”进入法官员额，是改革面临的新情况。“说实话，现实的困难是有的。在５年过渡期内我们法院退休的法官只有７名。上海法院的法官员额上限是３３％，我们没有用足——不能让年轻人没有奔头。”汪彤说。
关于收入：盼向基层法院检察院倾斜
司法体制改革中，人财物省以下统管是一项重要内容。这是一项涉及司法机关外部的改革，政策落地需要司法单位与人事、财政等相关部门统筹协调。
一位基层法院的法官对记者说：“上海的改革方案明确，入额法官、检察官收入水平暂按高于普通公务员４３％的比例安排。数字在报纸上一公布，就有亲戚朋友来电话祝贺了。其实还有一个过程，有预期，也得有耐心。”
截至目前，包括上海在内各个改革试点省市，基层法院的财政仍由同级市、县、区政府保障。改革的方向，则是由省级财政统筹。汪彤说，“我们希望，改革后的司法人员收入，能够切实向一线办案法官、检察官倾斜，向基层法院、检察院倾斜。”
记者较早前在一些中级、高级法院采访时，一些法官也主动提起：基层法院的工作量、办案量确实比中高院要高一些，基层法院法官收入在合理幅度内高于中高院法官，“可以理解，能够接受。”
关于前景：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
这一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国有７个首批试点省市，互相比较在所难免。
关于内部体制机制改革，上海大多数试点法院、检察院的做法，是在保持现有审判庭、科室的基础上，向更加扁平化的管理架构过渡。“我们在交流中也知道，在一些试点法院，审判庭已经取消了，而是由一名法官带领一个团队承办一定数量的案件。这是基于各地实际、地域文化的自主改革，改革需要基层积极探索实践，最后可能是殊途同归。”汪彤说。
中西部地区的情况跟上海、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又有所不同。近段时间，同为首批试点省市的上海、贵州法院系统进行了一次相互调研、考察和交流。“我国地区差异较大，在设计改革方案时，要兼顾不同地区的差异，这种相互交流、借鉴很有现实意义。”
“改革到了这一步，基层探索和顶层设计同样重要。司法权是中央事权，试点工作到了一定阶段，需要选择优秀的经验做法进行复制推广。”汪彤说，“一些法律的条文修改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把行之有效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段时间，各级人大部门陆续来法院调研，我们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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