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英雄方塔就义
1938年上海松江城沦陷后，日军强制实行殖民统治，在学校内强迫学生接受所谓“中日亲善”的奴化教育。年仅12岁的小学生夏秋生，目睹日寇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心中充满怒火，萌发了抗敌救亡的坚强信念。腊月的一天，夏秋生在方塔墙身上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个大字。
日军发现后暴跳如雷，荷枪实弹包围三公街，威逼街上居民交出写标语的人，无人回答。日军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中看出字迹幼稚，像是小孩子写的，就把居民家里的小孩赶在一起，哄吓兼施，仍无人回话。最后，日军强迫小孩们人人写几个字，从对字迹中认定这条标语出自年仅12岁的夏秋生之手。日军把夏秋生拖到会星桥上，声称如果夏秋生不讲出是谁指使写的，就把秋生掷入河中淹死，双方在桥上对峙了许久，秋生始终不回答一句话。日军一无所获，竟将夏秋生一把抓起，投入在河中。夏秋生在河水中挣扎着求生，他被家人和邻居救起。
阴险而图穷匕见的日军再次冲进夏秋生的住屋，把秋生押到出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的方塔墙壁前，端着刺刀的日军士兵将秋生团团围住，一个日军头目用手枪紧抵秋生胸前，扬言再不讲出指使人的名字，就把秋生打死。视死如归的夏秋生不畏强暴，他睁大圆眼，怒目而视，极端藐视这一群吃人的野兽，仍然不讲一句话。在敌军的刺刀猛刺下，夏秋生倒下了，他身上喷发出的殷殷鲜血，染红了方塔墙身。
人们为纪念这位坚贞不屈的小英雄，在松江小学内建立了夏秋生塑像。
上海两姐妹向朱总司令捐献望远镜
在淞沪会战中，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和支援前线的工作。1937年9月，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后，全国人民更是群情振奋。
上海市民蒲缉庭的两位分别5 岁和 7岁的女儿蒲爱英、蒲爱美，冒着被汪伪特务逮捕的危险，用平时节省下来的400元糖果钱(当时能买400担大米)，买了两副最好的德国蔡斯望远镜送给时任八路军正副司令员的朱德和彭德怀，表达了上海市民支持抗日的爱国义举。现今，这两副军用望远镜，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它向人们诉说着那一段历史。
女童子军杨惠敏送国旗
“八·一三” 淞沪战役后期，上海除了租界外，基本上都被日军占领。为了掩护数十万中国军队撤退，谢晋元团长率八百壮士死守与上海公共租界仅有一条苏州河之隔的四行仓库，击退日军六次围攻，毙敌二百多，致日军久攻不下。
十七岁女童子军杨惠敏，正在租界难民收容所服务，眼见对岸日军旗帜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于是立下决心，为英勇孤军作出献旗的壮举。10月28日夜间，在夜幕掩护下，将国旗裹在身上所穿着的童子军服底下，冒着战火危险将国旗送至四行仓库，表达全市人民对英雄们的敬意，大大鼓舞了军心，给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里的人们带来无比的勇气和希望。
第二天清晨，在血红的曙光中，军号嘹亮，“八百壮士”八百壮士列队肃立敬礼，国旗冉冉升起在大楼顶端，在到处都是侵略者旗帜的大上海，唯有四行仓库上空高高飘扬的中国国旗格外醒目。隔河观战的群众兴奋异常，欢声雷动，就连许多在场的外国人也为之动容，一名英国军官在河畔集合了部队，下令部队举枪向中国国旗致敬。当时沪上的《申报》这样写道：“晨曦初上，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
三名高中生舍身锄奸
汪伪政府成立后，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爱国行动--三名高中生为了不做亡国奴，在兆丰公园舍身锄奸，投弹炸敌伪。
1941年8月1日傍晚，日伪为了纪念德、意、日轴心国结盟一周年等活动，准备明天晚上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提灯会”和游行，中国中学高中学生李鑫、张志炘、达世清凭着一股爱国豪情，前往投弹锄奸，奸逆死伤甚众。因定时炸弹提前爆炸，李鑫来不及走避，伤重当场牺牲，紧随李鑫身后担任掩护任务的张志炘，手臂受了伤，为了瞒过家人，他独自跑到红十字会医院去治伤，医院却报告了静安寺巡捕房，当夜张即被捕。达世清当场也被弹片击伤，情急中他跳上公交车，来到同班同学林氏兄弟家里。林氏兄弟帮他清理、包扎伤口，并给他换了件衬衣，缝补好西服，等达世清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日伪在张志炘搜查时，发现了达世清和他往来的一些信件，第二天中午，日本宪兵和汪伪特务便押着张志炘前往达世清家捕人，张志炘瞥见达世清后，却故意将敌伪引向3楼，救了达世清一命，达世清躲到南京，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上海。张志炘2个多月后牺牲在狱中，年仅19岁。
抗日烽火中的孩子剧团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以沪东临青学校为主的一部分中小学生，自发地在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9月3日，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由上海22个失掉家庭和失学的少年儿童组成“孩子剧团”在上海恩派亚大戏院（即后来的嵩山电影院）正式成立。剧团中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8岁，剧团干事长是吴新稼。他们在宣言中说““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们不能上前线去同鬼子拼”，但我们“爱演剧，爱唱歌”，“我们只有以我们所有的力量，团结起来，以过去所爱好的工作来为国家服务，为民族尽力”。
1937年11月18日，上海沦陷后, 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孩子剧团”22人 (其中有3个女孩子)乔装成难民的孩子或兄弟姐妹，化整为零，分成5批乘轮船闯过日军封锁的吴淞口，离开上海。在1937年至1942年的5年时间中，行程一万六千余里, 足迹遍布了苏、皖、豫、鄂、湘、桂、黔、川等八省区的五十七个县市，演出了《仁丹胡子》、《捉汉奸》、《乐园进行曲》、《猴儿大王》、《火线上》、《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活报剧，共500多场次，有45万人看过他们的戏，听过他们的歌，他们真挚纯朴的爱国热情激起广大上海市民和各地逃亡难民的深切同情和强烈的民族义愤，收到了积极的宣传鼓动效果，为我国抗战戏剧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剧团在周恩来、郭沫若等的关心鼓励下队伍不断扩大，在广大都市、城镇、乡村传达团结抗战的呼声，茅盾曾亲切地称剧团为“抗战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皖南事变后，孩子剧团被迫于民国31年解散，团员陆续疏散。
童子军殉难四烈士
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1927年11月成立，参加对象是在上海总商会所属商业夜校学习的职业青年，以锻炼体魄，修冶品德，增进知识，日行一善和参加赈济灾民等活动为宗旨，在抗战时期是一支很活跃的战地服务队伍。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童子军即前往红十字会总会接洽，决定由军团团员带领红十字会的卡车、救护车驶入战区抢救难民和伤兵。29日当晚，团长叶春年、副团长徐国治以及卢绪章三人率领到九江路红十字会救护大队报到，以四人为一小组，随车奔赴战区。自1月30日开始，团员们深入闸北、虹口、江湾、杨树浦各地区，帮助未及迁移的老弱病幼，连同必需的生活用品，抢运到各难民收容所安置，第一天就救出难民几千人。
1月31日清晨，营救难民继续进行。其中一车由二届团员罗云祥率领三届团员应文达、毛征祥、鲍正武出发，至晚未见他们归队，四处查询，一些难民反映，在老靶子路(今武进路)曾看到四个童子军被日军捆绑押去。团部向日方多次交涉，均不得要领，后来才知他们已被日军杀害，尸体也被毁灭。
四烈士殉难，全体团员无不义愤填膺，一致要求深入前线，为死难同志报仇。于是团指挥部决定由徐国治赴南翔19路军军部联系，组成一支25人的战地担架队，到78师156旅参加救护服务。其他团员统编为运输大队，每天护送慰劳物资至前线，同时配备担架，接回伤员送入医院。
1932年12月11日，在市商会隆重举行四烈士追悼大会及纪念塔落成揭幕典礼，参加者有上海20多个童子军团的团员和在沪外籍童子军代表及各界人士2000余人，联华电影公司还拍摄了纪录影片。 相关附件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