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人格，报有报格
史量才，《申报》的总经理，上海滩上一位举足轻重的社会活动家和实业家，自始至终都坚持抗战，反对内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史量才全力支持19路军的爱国行为，在《申报》发表时评，呼吁中国民众，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必须起来做正当防卫。他在壬申俱乐部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并亲任会长。在成立会上，史量才慷慨陈词：“事已至此，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年近花甲，行将就木，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耳！”。维持会成立后，史量才和维持会理事共同捐献巨款，资助中国红十字会组建伤兵医院，组织难民收容所，发动各界各阶层民众支援19路军，收到各界捐款达93万元。
通过与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人士的频繁接触中，史量才爱国思想得到进一步提高。他经营的《申报》不仅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妥协退让，而且成为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实行民主的阵地。蒋介石政府为控制上海舆论阵地，曾拉拢史量才，给他以“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荣名高位，但他坚持正义不为利用，为言论救国而不惜得罪最高统治者。1934年10月13日，蒋介石指使戴笠派遣特务杀害了史量才。
郑振铎孤岛救古籍
“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许多著名藏书楼毁于战火，珍本典籍损失惨重，侥幸保存下来的，也纷纷被藏家后人变卖换钱，维持生活，中国珍贵图书，正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外。嗜书如命的学者和藏书家郑振铎对此极为愤怒而忧虑，他勇敢、执著地留在“孤岛”，抢救国宝。
郑振铎考虑到，抢救大批古籍文献，个人财力毕竟有限，必须依靠教育部和国家的力量，于是便去找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等人商量。这几位都是声名卓著的文献学家，也正为江南珍本古籍的大量流失而深感痛心。听到郑振铎的建议，都表示这“抢救”工作必须立即去做。便由郑振铎执笔，他们五人联名给教育部和中英庚款（英国部分退还的庚子赔款）董事会发电报，要求拨经费抢救民族文献。1940年1月5日，他们几位又联名给政府拍去一份长电，陈述了江南珍贵文献面临洗劫的紧急状况，强烈要求政府立即拨款予以抢救。当时，中英庚款董事会曾拨给南京中央图书馆一百万元扩建费，因战争爆发，中央图书馆迁移，这笔钱没有动。朱家骅、陈立夫说服了中央图书馆，用这笔钱让郑振铎他们去收购图书。
有了经费，上海古籍散失的局面很快得到改观，郑振铎他们一举收购下了玉海堂、群碧楼邓氏“风雨楼”藏书、张氏“蕴辉斋”藏书、海盐张氏藏书、陶氏“和涉园”藏书、南浔张氏“适园”藏书、刘氏“嘉业堂”藏书等等。其中珍贵的“善本”有四千种左右，现今台湾的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几乎全是由郑振铎他们抢救收购的。
教育家冯国华抗战殉国
冯国华，宝山县（今宝山区）城厢镇人，青年时代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宝山县教育局长。任内整顿全县学校，推行陶行知的教育主张，他说：“整顿教育要苦干，还要硬干，硬干要同当地封建势力作斗争，不能妥协，宁可不当局长，学校不整顿好对不起百姓子弟。”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冯国华满怀爱国热情，投笔从戎，加入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队伍。他在黄炎培的启发下，以俞塘民教馆为据点，组织在松江、青浦、金山一带的壮丁，为战地做输送弹药，运送伤员，挖掘战壕等后勤服务工作。同时又创办了战地服务训练班，召集上海近郊各县的失业教师和失学青年五、六百人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和军事训练，结业后参加上海附近的抗日游击队。
上海沦陷后，冯国华指挥自己组织的游击队，出没于松江、青浦一带，多次夜袭日军的后勤部门，截获敌人的枪械，给日军以很大威胁。后由于汉奸密告日军，1938年10月6日夜间，冯国华在松江泗泾右宅抗击日伪军的战斗中殉难，年仅38岁，村民们将冯安葬于天马山麓。冯国华殉难后，黄炎培、陈鹤琴等为他召开追悼会。《申报》《导报》均刊登了“教育家冯国华抗战殉国”的报道。1985年1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冯国华为革命烈士。
七君子事件
1936年5月31日，沈钧儒、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表示赞同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停止内战， 释放政治犯，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反动派对“救国会”的活动十分恼火，1936年11月23日晨，在上海以“危害民国” 罪非法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因为这七个人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并且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因为爱国而被捕入狱的，所以人们把这个事件称为“七君子事件”。
这一事件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 ，“社会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和《******》。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入狱与沈钧儒等人一起受监禁。1937年4月2日，中共中央也发表了《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立即“释放沈、邹、章、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 全国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在全民抗战呼声日益高涨的巨大压力冲击下，***当局不得已在1937年7月31日上午，通过法庭宣布释放“七君子”。
“红色教授”钱亦石
钱亦石，1924年4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成员、苏联之友社党团书记，与周扬、阳翰笙、夏衍等共同领导了上海文化界党的秘密组织工作。
1932年，钱亦石经中共党组织的联系，被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聘为教授，他潜心于国际问题研究，在《世界知识》等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编成《紧急时期的世界与中国》《战神翼下的欧洲问题》等书，精辟地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揭露了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阴谋，成为党内外、国内外知名的国际问题学者，影响了大批进步青年，被董必武赞为“红色理论家”和“党内最优秀的教育家”。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钱亦石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担任张发奎第八集团军服务队少将队长。他率领30多名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组成的战地服务队，在浙江嘉兴受军事训练，与队员们一起上课出操，射击打靶，并亲自率领队员，每日徒步数十里，往返于嘉兴县农村，动员沪杭线地区人民，实行军民联合抗战。为提高部队指战员的政治素质，钱亦石还多次到部队讲中国政治史，阐明政治与军事、经济的关系，使指战员明确为什么打仗和为谁打仗的道理。
不久，钱亦石积劳成疾，得了伤寒，于1938年1月29日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49岁。同年2月27日，武汉各界在汉口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送的挽联上写着“哲人其萎”，表达了对钱亦石深切的悼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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