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厥文的“抗战胡子”
胡厥文，上海嘉定人，杰出的实业家。
早在1921年胡厥文就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在上海创办了新民机器厂。1927年在嘉定又创办了合作五金厂。同年被推选为上海铜铁机器同业公会主任委员。1934年任长城机制砖瓦厂总经理。日寇的入侵，惊醒了胡厥文实业救国的梦想，他以一个民族工商业家的爱国热情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胡厥文主动和19路军联系，然后组织同业在沪南建起了临时工场，日夜赶制手榴弹、地雷、穿甲弹等武器，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后来，胡厥文又应上海兵工厂的要求，组织了40名熟练的翻砂工人前去支援。胡厥文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日夜奔波，连理头发和剃胡须的时间都没有，以至胡须满腮，有人问他是不是要当“美髯公”，胡厥文说：“蓄之以记国耻。等赶走了倭寇时再剃”。
在抗战时期，胡厥文不仅努力发展实业，为抗战时期的军需民用作出贡献，而且还积极参加社会团体活动，为抗战付出了他全部的精力，做出巨大的牺牲，他所经营的新民、合作、大中几个厂生产了大量的军需民用品，特别是军用品，占后方民营工厂军火产量的1/3。
胡厥文没有食言，他的胡子自1932年留起以记“国耻”，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雪耻”后才怀着激动欢快的心情将其剃去，时间长达14年，大家尊称他为“抗战胡子”， 传为美谈。 这把胡子现今仍保存在嘉定博物馆。
捐机抗敌为国毁厂
吴蕴初(1891—1953)，著名的化工实业家，我国氯碱工业的创始人，他的一生都在与日本人抗争。
1921年前后，日本“味之素”广告遍布中国市场，它味道鲜美，很受欢迎。化学师出身的吴蕴初不甘心这小小的鲜味剂也要从日本进口，他在自家阁楼上夜以继日做试验，终于成功研制了廉价生产味精的方法，在我国创办了第一个味精厂、氯碱厂、耐酸陶器厂和生产合成氨与硝酸的工厂，打破了日本人在中国化工行业的垄断。
抗战爆发后，吴蕴初以天厨味精厂的名义，花12 万元购买了一架霍克型战斗机支援抗战，并抓紧向内地转移，先后将上海天厨、天原、天利三厂的重要生产设备迁往四川。作为上海化工企业的老大，天字号的内迁带动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内迁。1940年，这些厂在重庆、宜宾先后复工，生产的化工原材料让许多工厂赖以复工。
1941年冬，日军占领香港，吴蕴初立即电令香港天厨拆运撤退。但日军强令各工厂复工，强迫天厨与它合作，并将天厨库存器材物资全部抢走。日军重视天厨，是因为天厨的酸碱设备稍一改装就能生产军用品。吴蕴初得知后，果断决定除少量贵重金属器材务必设法运回外，余下设备不惜毁坏，以免留下资敌。于是，香港天厨厂将能拆下的器材拆下沉入井底，不能拆的全部砸坏，一颗钉子也不留给日本人，为国毁厂。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荣氏企业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荣氏兄弟义愤填膺，和全国人民一起奋起抗日。荣德生在一个多月内先后捐助面粉5万包，给中国军队送去了许多慰劳品。他把申新三厂装运棉花的船只用来从上海接回难民，费用全由自己负担。公益铁工厂配合政府，停止制造纺织、面粉机器，专门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军需品，支援前线。荣氏兄弟还把济南茂新四厂积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包小麦，用记账方式转交给第三集团军充作军粮。淞沪抗战开始，荣氏兄弟同意***军队进驻地处沪东、闸北战区的申新五厂，抵御日军进攻，后五厂厂房、机器、栈房等全部被毁，几乎夷为平地。
上海沦陷后，日军以“中日合作”、“收买”之名，妄图吞并荣家各厂，“合作”、“收买”不成，则强行“租借”和继续霸占。1941年，无锡日军曾多次派人到上海，洽谈什么申新三厂的中日合作经营问题，被荣德生严词拒绝。面对日伪势力多次威逼利诱，荣德生说：“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他还正告大汉奸褚民谊：自己宁为玉碎，不欲瓦全！荣德生眼瞅着日军把企业搬空、摧毁，也决不屈服！铮铮铁骨，为全家族作出了榜样，荣氏子侄和亲属中，没有一人向日伪屈服，没有一家荣氏企业同日商“合作”。
上海滩头驱日货
郭琳爽，当时中国最大的百货零售企业上海永安公司的总经理。
在30年代全国范围的抵制日货运动中，郭琳爽站到了国货运动的前列，在商场内扩大国货的销售比重，用国货代替东洋货。素以经销洋货著称的永安公司，大批出售国货，在上海影响很大，带动了许多商店纷纷抵制日货。郭琳爽认为，要使国货站住脚，必须帮助中国工厂提高生产技术，改进产品质量。于是他们帮助上海裕华化学工业公司，对产品进行多方面的改进，推出新产品润肤香皂，提高香皂的质量水平。对于有资金困难的工厂，就给予财力上的支援，使之增强活力，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如：双妹牌花露水、龙门牌袜子、鹅牌汗衫等等，都是经永安公司扶植、推销出的名牌商品，它们逐渐取代了洋货的地位。
1937年8月13日，日寇向上海大举进犯。日军的暴行使郭琳爽义愤填膺，他率领永安公司的职工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洪流，派出大批职工携带慰劳品，慰问前线将士，救护伤兵，救济难民，并奔赴市内各地开展救亡宣传活动，有力地支持了抗日。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永安公司因所在的南京路属于英美租界而暂时躲过日寇的蹂躏。战乱时期，郭琳爽没有忘记扶植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的宏愿，有的迁进租界的工厂缺少设备和资金，郭琳爽给予大力帮助。还有些亭子间的工厂设备简陋，但技术尚比较先进，能生产出一些比较好的商品。郭琳爽责成进货部长去考察这些商品的质量情况，洽谈进货，结果一批产品质量很好的小厂得到扶持。
从利用锁厂老板到边区工业之父
沈鸿，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机械工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沈鸿毅然毁家纾难，带着他办工厂的几部工作母机和几名技术学徒，克服种种困难，投奔八路军、共产党，成了到延安参加抗日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资本家。当时，陕甘宁边区只有几家小型工厂，不仅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也低。沈鸿和他的利用锁厂，作为一家工作母机生产厂家和较为现代化的工厂，对边区落后的工业经济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抗战八年的大部分时间，沈鸿在安塞县山沟里的“茶坊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在这八年里，为挽救民族危亡，沈鸿凭着“抗日需用什么，就设计制造什么”的信条，因陋就简，自力更生，接受和解决了一项接一项的技术与生产难题。共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用的成套机器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还为民用工业，包括制药、医疗器械、造纸、印刷、造币、化工、炼铁、炼焦、玻璃、石油等工厂设计制造了成套机器设备、单机和重要部件400多台件，为抗战做出了很大贡献。为此，他三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1942年获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无限忠诚”四个大字的特等劳动模范奖状。
万里迁厂九死一生
刘鸿生是上世纪30年代后上海著名的实业家，崇尚实业救国，拥有几十家企业的股份。被冠上了“煤炭大王”、“水泥大王”、“火柴大王”等众多头衔。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后，刘鸿生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市伤兵救济委员会会长和上海市抗日救国物资供应委员会总干事等职，利用刘氏企业的人、财、物协助上海军民抗战，他的煤业救护队曾一度把煤矿保护得完整无损。日军侵占上海后，日本军部威逼利诱刘鸿生出任伪上海市商会会长，刘鸿生毅然出走香港。刘氏在沪的所有产业，即被日军以“敌产”接管，财产损失达1000万元以上。
当时西南大后方经济异常落后，物资匮乏，刘鸿生亲赴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及四川等地考察，准备投资设厂。他让第四子刘念智负责章华毛纺织厂的拆迁工作，布置“偷”拆在沪被日军占领的刘氏工厂的机器零部件。偷运出来相关器材共500余吨，原计划由越南海防转运昆明，但越南已成为了日军的囊中之物。刘念智迫不得已，只得临时决定将器材由香港经仰光转运重庆。然而，由于交通阻塞，器材运到仰光后滞留了将近一年，始终无法运回国内。他只得再派刘念智飞往仰光，亲自办理转运，刘念智到仰光后买进了12辆美国道奇卡车，准备依靠自己的车辆来完成500吨的运输任务，从仰光到重庆全程2500英里，都是高山峻岭，路途艰险不说，单是关卡林立，贿赂盛行，就令人苦不堪言。刘念智亲自率领车队前后来回了5次，在装完最后一批器材离开仰光时，战火烧到了仰光，路上车辆拥挤，敌机跟踪追击，每天都遭到轰炸。刘念智的车队和别的大批车队又向保山行进，敌机继续跟踪追击，保山一炸，死伤达5000人，尸横郊野，血染沟渠。仅和他同行的7人中，就有3人失踪，1人伤重死亡。刘念智走野人山原始森林，九死一生，方回到重庆。应刘鸿生召唤，刘氏企业的纺织工、挡车工、机修工等各种熟练工人也纷纷不远千里，艰苦跋涉来到大后方。刘鸿生先后在兰州办了西北洗毛厂、西北毛纺织厂，在贵州办了氯酸钾分厂，在昆明、海口办了磷厂，在贵阳、桂林、重庆办了3家火柴厂(合股)，在广西办了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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