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5:00
疫情防控机场工作组的班车已经从甸园宾馆准时出发，开往浦东国际机场航站楼，车上载着的是杨浦区疫情防控浦东机场第三小组的17名组员。
“我们抓紧时间在车上开个短会，等下先到救助站拿补充防护物资，到机场后大家按分工分别与夜班同志交接，……” 江浦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郑军作为浦东工作的临时党支部书记、第三组组长，从内袋里掏出“小抄”在摇摇晃晃的车厢内给组员们作工作布置和注意事项提示。16名组员们在睡眼朦胧中抖擞精神，认真将要求记的心中，丝毫不敢倦怠。
此时的江浦路街道宣文办事业干部徐吉奇作为浦东机场第一小组的成员正在机场上夜班，生物钟被打乱，很困很倦，但是依然要打起精神，等待可能出现的航班，和今天早班组交接。
凌晨6:00
在与夜班组完成交接工作后，第三组的组员们再次确认防护帽、防护服、一次性手套、护目镜、N95口罩等防护装备，按照头发、鼻梁、面颊、下巴、四肢、身体的顺序，仔仔细细不留一点缝隙地把自己包裹成一个“大白”之后，开始了8小时的工作……
江浦路街道的郑军和徐吉奇是一起被抽调到杨浦区疫情防控浦东机场组的机关、事业干部，他们要面对的是从多个疫情重点国家乘飞机返回杨浦的人员，任务十分艰巨。
早班起得早、中班客流大
晚班很难熬
“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三班倒’的，比如我们组今天就是中班（14：00—22：00），工作时间简单地概括下来就是两天早班、两天中班、两天晚班，24小时三组队伍全覆盖。”经历了2天早班的郑军组长正往返在T1和T2的过道上，“熟门熟路”地向前来现场采写的小编介绍。“这几天还真的挺紧张，不敢睡觉，就怕凌晨四点睡过头，而且我又是临时党支部书记兼组长，如何分工协作、发挥好各自特长，许多事情要提前都想好。”
随着郑军的脚步，小编分别在T1和T2航站楼，看到了杨浦区接待点，每个航站楼安排了8名组员：登记组4名（2名登记人员、1名医生、1名出入境警务人员）、跟车组4名（2名随车人员、2名警车人员）。
每个班次都有不同的挑战需要全体值守人员应对。早班5点从集中宾馆发车，队员们凌晨4点就要起床做准备工作，睡意朦胧地赶往机场；中班的客流量非常大，会有十几个入境航班的旅客可能到杨浦接待点登记，有时候即使到了换班时间，为了流程服务的完整性，值守人员也会适当延长时间与夜班人员做好衔接；夜班的挑战则是“又冷又困”，中央空调关闭、过道走廊冷风嗖嗖，又到了睡觉的点儿，从来没有过三班倒经验的值守人员们只能通过不停起身来回走动，来赶走席卷而来的困意。
郑军除了要和大家一起迎接上述挑战外，还要化身联络员加入多个群，将机场的航班信息、区工作组的相关指令给大家传达，还要关心好T1、T2航站楼组员的工作情况和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徐吉奇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跟车。按流程对经海关确认贴黄标人员分两种方式返回住所居家隔离，分别是乘坐集中运送的大巴和亲友来接的私家车。如是乘坐私家车的，徐吉奇将陪同到私家车旁，核对车辆、司机等信息，叮嘱司机必须直接回居住地后，立即通知社区做好接收准备；如果是乘坐大巴，徐吉奇需及时与旅客居住地的街道通过工作群进行对接，同时随大巴把他们送到所在的小区门口，亲手交给早已等候在那的社区民警、社区卫生中心医生、翻译志愿者和街道工作人员组成的“四人小组”手中，一个一个社区一个一个人员全部送达后，随车到指定地点进行车辆消毒，再返回浦东机场，这样才算完成一个闭环。“有时候，一个班次需要出车四趟”，工作强度可见一斑。
社区也是守门，机场也是守门
我们对守门有经验
杨浦区疫情防控机场工作组中，绝大部分的机关干部在支援机场之前都已在社区一线经历过一番“历练”。
“社区也是守门，机场也是守门。”之前支援江浦路街道陈一居民区封闭管理的区委组织部干部姜越，又马不停蹄地加入了机场工作组。“乘客们一旦落地，就会有海关工作人员逐个核对旅客情况，在旅客所持护照上粘贴红、黄、绿三种颜色标签，红色标签直接有市里安排隔离。到我们这一环节，持黄标护照的乘客再实行分区管理，我们询问旅客在沪的居住地址，出入境民警则查看贴有黄色标签护照，进行信息上报核对，旅客须填写居家隔离观察承诺书，我们会细致地进行信息登记，用不同语言为乘客政策解答。”
徐吉奇会说“英、法、西”三国语言，在机场驻守，徐吉奇有效“纠正”了一句机译的法语：
“Où est décollé votre vol？Quand votre vol est-il arrivé à Shanghai?我们这样说可能会更人性化”。
杨浦工作组怎么区分哪个街道？
主要靠经验
抵沪的老外及中国人根据大牌子可以很方便找到自己所在的区，那么又如何进一步找到属于哪个街道呢？
“主要是凭经验，我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生活及工作在杨浦多年，可以较为准确地根据地址判断他们属于哪个街道，如果不能确定的，只要在工作群里一吼，马上有街道认领，”郑军向我们介绍起“工作经”。“我们还会根据出入境反馈的信息，核实外国乘客在上海的居住地或者暂住地是否属实，根据地址迅速判断所在居委并核实相关信息。” 郑军补充道：“之前来过一名在复旦大学任教的韩国乘客，由于临时居住地址未向出入境机关正确报备，导致信息不一致，我组负责出入境的程翔用英语向他解释了相关政策，核实后再放行，他也表示了理解。”
化身“大白”，目送乘客们上私家车或是跟大巴一直送到小区门口
完成了“居家隔离14天承诺书”、“返沪信息登记表”、“居住地址确认”等一系列登记操作后，中外乘客可以选择离开的方式是亲友私家车接送还是由杨浦区安排的4辆大巴分批离开，无论选择哪种，都会有专属的“大白”——跟车组组员，将他们送到私家车或乘坐大巴送到社区，而对应的居委会也会立刻派“四人小组”做好接收准备。
如今已经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徐吉奇很有感慨：“相比大巴，乘私家车离开遇到不配合的乘客较多。”徐吉奇叹起了苦经。由于浦东机场自驾车通道封闭，所以来接乘客的亲友需要绕行4公里到指定地点才能接到乘客，这时跟车的组员就要做好抵沪人员的安抚工作。掌握多国语言的徐吉奇可以流利切换多种语言安抚抵沪人员，不过，“我工作中使用最多的还是中文，抵达杨浦的老外，无论韩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以会中文的‘中国通’居多”。国际化的杨浦接纳了越来越多融入上海的“新市民”。
尽管所在的岗位不同，但有一点感受郑军和徐吉奇是相同的，那就是“你害怕吗”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不害怕，到各区大组的已经是黄标乘客；区里对我们的关心很全面，防护服、护目镜、生活保障一应俱全。”“防护措施很齐全，我不害怕，跟车的大巴士很大，他们坐后面，有时一个人也发车，就是为了避免聚集。”“当然，还有，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在为全杨浦人守好大门。”郑军和徐吉奇不约而同地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病例零增长不等于没有疫情，战斗还未结束，我们会继续守好国门，防范境外疫情输入杨浦区。” 郑军斗志昂扬。
目前，郑军组长所在的三组，已经在机场值守了将近一周，共接送了94名中外乘客进入杨浦，机场“全闭环”管理任务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