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沈秋余
采访：方城 华建国 孔令君
整理：孔令君
【口述前记】
沈秋余，1950年7月生。现任宝山区人大工作研究会会长。曾任上海市青浦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奉贤县委副书记，闵行区委副书记。1997年2月至2000年1月，担任上海市第一批援疆干部联络组组长、中共阿克苏地委副书记。2000年回沪后，历任上海市宝山区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阿克苏，回来20年，梦了50年
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阿克苏，虽然与上海相距万里，却与我有缘。我的阿克苏之梦萌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上海10万支青进疆，其中有5万多人到了阿克苏。我青浦老家的邻居，高中毕业之后去了阿克苏，他和家人讲起阿克苏的点点滴滴，都让我心生向往，对于那个遥远、陌生而神秘的地方，我当时就暗自思忖，长大了也到阿克苏去看看。
1966年，我初中毕业，当时组织上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我就想报名去阿克苏，但由于自己是农村户口，无奈只得回乡务农。1969年，冬季征兵，眼看着又有机会去阿克苏了，我和同村几位青年体检合格，也听说青浦籍的新兵要到阿克苏服役，可不知道为何，一同报名的其他两位邻居高高兴兴应征入伍阿克苏，我的满腔热情却依旧化为泡影。
阿克苏的梦，在我心里藏了至少30年，当梦想逐渐淡去时，突然组织给了我一个圆梦的机会——
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个日子，1996年12月18日，我正在参加奉贤县委七届八次会议，组织上突然通知我到上海市农村党委报到。时任上海市农村党委书记范德官、副书记金精良以及干部处两位处长找我谈话，宣布市委决定，选派我担任上海第一批援疆干部的领队，进疆后到阿克苏地委任地委副书记。
我真是又惊又喜。尽管当时毫无思想准备，尽管父母年老体弱、孩子还在上学，但我当即表示坚决服从市委决定。想着要去阿克苏，我兴奋地数着日子，又过了8天，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世谦，副部长陈士杰等领导找我谈话；后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市委副书记孟建柱分别向我们第一批援疆干部提出希望和要求。
我依旧记得，黄菊同志和我们合影前，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经受新考验、接受新任务、作出新成绩”。
初到阿克苏，配发手枪，
校长宿舍屋顶有大洞
当时，大家的工作热情很高，任务也很紧。12月得到通知，2月就要出发。
那一阵子，新疆并不太平。出发前12天，新疆伊犁发生了“二·五”大规模***事件；我们到达新疆后的第8天，乌鲁木齐发生了“二·二五”公共汽车特大系列爆炸案件……
1997年2月17日下午，我们首批上海援疆干部可以说是“秘密进疆”，悄无声息，上海新闻媒体不做任何报道，后来直到2000年我们结束援疆回沪，才有了第一篇报道。
刚进疆时的氛围是有些紧张的。我们到达新疆的当晚，下榻宾馆门口有武警持枪守卫。由于当时去阿克苏没有飞机和火车，我们只能分别乘坐两辆面包车由乌鲁木齐赴阿克苏，为了防止恐怖袭击，当时规定有树木和村庄的地方不能停车，车队前后都有持冲锋枪的武警护送。第一天车队翻过天山，行程五百多公里到达库尔勒；第二天我们从新闻里获悉，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去世，我们在途中悲痛万分，同时又平添了几分在新疆工作的忧心。第二天又经过五百多公里行程，我们在20日傍晚到达阿克苏。
隔天上午，当地公安处的沈处长，他是上海知青，给我送来了一把97式手枪和50发子弹，并教我如何使用。我住的宿舍是办公房的底楼，窗户下面就是床，窗外是一个过道和破旧的围墙，确实要时刻保持警惕。
我心中感慨——27年前就想着来阿克苏当兵，如今还是来当了一个“老兵”。20年对口支援，我也许是上海援疆干部领队中唯一配枪的，那在当时对我而言，感觉到的更是一种重任和压力。
毕竟，作为首批援疆干部，来了干什么，怎么干，都是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我感到，最先要做的，是让上海援疆干部定下心来工作。当时，援疆干部的工作生活条件并不好，我去调研时发现，上海援疆干部住得很分散，由各单位各自安排住宿。依旧记得，一位在当地中学援疆的副校长被安排在学校偏远的一个平房里，屋内有棵大树拔地而起，房顶开个大洞让大树的枝干伸展出去，而厕所却在200米外的操场对面，半夜如需出门，颇要点胆量。我们当即商量，请援建当地财政局的同志，腾出两室一厅中的一室，给副校长住。在我看来，保障援疆干部的安全，稳定援疆干部队伍的军心，这是作为领队必须首先考虑的要务。
万事开头难，抓好四件事
干部们心定下来之后，我根据中央（1996年）7号文件以及上海市委的工作要求，结合阿克苏当地工作实际以及援疆干部到阿克苏后的思想状况，经过调研和摸索，我和同伴们确定了以“四项工程”为抓手，打开援疆局面。在进疆之前，我也向上海支援日喀则的第一批**干部请教过一些经验。
一是切实抓好“自身形象工程”，努力造就一支“让上海人民放心，阿克苏人民满意”的援疆干部队伍。经过上海市委组织部批准，建立了上海援疆干部联络组，集体讨论并制定了“上海援疆干部八项制度和八项守则”。
1998年3月，当汪挺等二十名第二批援疆干部，以及1999年6月，吴尧鑫等四十名第三批援疆干部来阿克苏后，联络小组两次充实调整。当时我们既要处理与当地干部群众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三批援疆干部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管先来后到，我们都以“八项制度”和“八项守则”进行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从而保持了上海援疆干部良好的整体形象和精神风貌，新疆**尔自治区党委领导也充分肯定我们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做法。
1997年中秋节，我看到有位援疆干部参与当地的舞会，事后我就悄悄地“敲打”他一下：“不要太过分哦。”
二是切实抓好“桥梁纽带工程”，努力促进上海与阿克苏两地的交流与合作。我和后来的上海援疆干部领队分工有些不同，不少领队分管的是科教文卫等工作，而我主要抓的是地区城市经济，具体分管发改委、经委、建委、财政、税务、工商等部门，因此当时工作压力特别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阿克苏地区的城市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但由于受资金、技术、人才、交通等因素制约，发展相对缓慢，以财政收入为例，1997年地区财政收入只有2.65亿元，我和地区的领导下企业、下乡，听到最多的就是资金缺口、产品滞销，希望能把棉花推销出去，我特别注重沪阿两地的经济技术合作，并身体力行，全力推动阿克苏地区工业、商贸业加快发展。
三是切实抓好“人才技术工程”，为阿克苏地区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专业技术人才而努力。这件事从第一批援疆开始，一直至今都是非常重要。1997年8月，我陪同阿克苏地区党政代表团访沪时，沪阿两地签订了每年为阿克苏培训100名党政干部、企业厂长经理、教师和医生的协议。我还记得，1998年6月，正在上海访问的新疆**尔自治区政府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专程到上海市委党校看望了在沪培训的阿克苏100名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并夸赞上海“为新疆阿克苏培养干部和技术人才，是对阿克苏最好的援助……
类似的做法，后来各地的对口援建中都有，叫“授人以渔”、“给当地造血”或是“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在各地的对口援建中，我们算是抓得早的。
四是切实抓好“好事实事工程”，努力为阿克苏地区各族群众服务。在援疆工作的前几年，由于当时只提倡人才援疆、技术援疆，选派的干部多是医生和教师，没有落实好援疆的资金，因此办实事、做好事颇有些难度。但是我们千方百计争取上海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先后从上海引进了2300多万元的资金和物资，援建了“阿克苏上海急救中心”、“阿克苏上海培训中心”、“阿克苏上海老干部活动中心”和5所希望小学，赠送了各类车辆。
我的阿克苏“亲戚”
2000年1月，当我们完成援疆任务回沪。那一次，我们上海第一批援疆干部才第一次见诸报端——1月15日下午，本市首批23名援疆干部圆满完成为期三年的援疆任务，在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人事局领导的陪同下，载誉返回上海……
报道中还提到，23名干部个人捐资达7.1万元；主动帮助贫困“亲戚”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摆脱贫困，通过“一帮一攀亲式”活动，当地23位贫困“亲戚”全部脱贫，其中有10多户还盖起了新房。
转眼间回沪已经17年。这些年来我无数次地想起阿克苏，想起那里的人和事。最让我牵挂和怀念的，是我“一帮一攀亲式”扶贫中与我结对的依玛木尼亚孜·麦提托乎提。近些年，每逢我有机会去阿克苏，总要去他家看看。依玛木尼亚孜·麦提托乎提的父亲原来是这个村的村支书，但直至老人家1995年去世，也没给自己的孩子们置办啥家业，我见到老人儿子依玛木时候，已经结婚生子的他还是没有房子，只能借住在别人家的土坯房里，生活十分困难。当时经过协调，我个人资助了他们家4500多元，帮助他落实了宅基地，建造了三间新砖房，还买来了生产资料，鼓励他通过勤劳的双手脱贫致富。
前两年我去看他，询问依玛木现在的生活咋样？已经是三个孩子爸爸的依玛木高兴地脱口而出：“亚克西！”如今，他们家已经有了25亩地，种的核桃能卖出数万元，小麦和玉米的收成也有几千元，家里还养了牛羊。过去啥也没有，如今靠勤劳致富，还买了拖拉机和小汽车。依玛木现在担任村民小组的组长，在带领村民发展生产和维稳工作中都成绩显著。
我当他是阿克苏亲戚，他也当我是上海好亲戚，虽然夫妻俩不会说汉语，但他鼓励孩子们从小学普通话，如今大女儿已经毕业，在当地从事翻译工作。
我们在阿克苏期间，当时先后担任阿克苏地委书记的熊辉银和候长安，以及副书记、行署专员买买提明·牙生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首批援疆干部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他们对上海第一批援疆干部，特别是医生和教师作出的贡献赞扬有加。
“三年援疆路，一生援疆情。”那些和阿克苏乡亲们共同度过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那些为阿克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做的事、所用的情，我至今历历在目、时刻铭记在心。
上海援疆干部是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年我们努力践行。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一批批年轻的上海援疆干部继往开来，而且越做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