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邢终于工作了。看着这个已经“家里蹲”两三年的年轻人踏上了工作岗位，十八大代表、宝山区月浦镇劳动保障事务所所长谭金凤舒了一口气，但随即又勒紧了神经：她手里还有300多个“嗷嗷待岗”的年轻人，年龄都在35岁以下。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数据，2011年底，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35岁以下青年人约8万人，约占登记失业总人数的30%；失业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青年群体的总量约为2万人。目前，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刷新。
谭金凤搞了30年的就业工作：这两年，忙着拉“宅男宅女”们上岗；10多年前，忙着跟企业打交道、拿岗位；17年前，忙着推公益性岗位，为下岗再就业人员解除思想负担……她告诉记者，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上海促进就业的政策重心变过三次：针对百万工人大下岗，开发公益岗位；建立市场化就业机制，为“4050”提供就业援助；现在，变成了针对年轻人的“启航计划”。
只要愿意走出来，就好办
谭金凤的感受与市人社局提供的数据一样，近两三年，“2030”就业难在月浦镇越来越明显。
“金融危机迫使很多企业减少了岗位，年轻人的就业环境不理想——但再难还能难过‘百万工人大下岗’那会儿？”谭金凤觉得，年轻人就业的最大难题不在岗位多少，而是缺少就业欲望。
“很多人情愿在家啃老。工作？只要没人催，他们就不想。”谭金凤遇到过的几个孩子都有个共同点：从小到大，什么事都是父母包办，成长经历中几乎没碰到过坎坷，他们的话语中很少涉及家庭责任感，也没有去工作的动力，甚至连家门都不愿出，“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年轻人走出去，然后，才去想办法让他们就业。”
今年6月初，月浦镇劳动保障事务所成立了“启航计划领导小组”，带年轻人走出去，被放在了方案的第一位。谭金凤让年轻人走出去的办法是举办“专场招聘会”加“专场讲座”，并安排专业人士点拨，由就业援助员主动接近，引导“困”在家中的年轻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宅在家里毕竟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心理、社交好多方面是要出问题的。”谭金凤说，镇上马上要再办一所家长学校，让“启航”导师、专业机构来做家长们的心理工作，“只要年轻人愿意出来就好办了。我们有一批善于‘搭脉’的就业援助员，有一套岗位发现平台，就业网络很大。”
父辈缺岗位，子辈缺热情
谭金凤绞尽了脑汁，可从今年6月初到现在只推动了30个年轻人上岗。她有些看不明白：许多孩子学历不低，学习能力也不差，但就是因为吃不起苦，不愿意工作，“想想他们的父辈，那时找个工作有多难？”
回想起1995年，谭金凤告诉记者，那一年，《劳动法》出台，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包分配就业模式，用工从“只进不出”变成了“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当时的大型国企容纳劳动力最多，但效率低、包袱重，为把企业搞活，只好让大批人员下岗。
“当时从国企出来的人不少在厂里待了半辈子，旱涝保收，没练出什么技能；市场化的冲击让他们一下子掉了铁饭碗，很多人适应不过来。一些人原先是中层干部，一开始还会对工作挑挑拣拣。但后来也和大部分人一样，为了养家糊口拼了命地找工作。”谭金凤觉得，那个时候的工作很艰难，但看到同龄人的那股拼劲儿，再累也值。
她记得，为缓解下岗职工就业压力，政府在当时开发了“公益性四保岗位”，即保洁、保安、保绿、保养；很多培训机构也顺应形势陆续开了出来，不少人白天打工，晚上学习，后来凭着学到的技能重新找到了满意的岗位，“那段时间，只要我在办公室，就会有成批的人来要工作。我忙着做再就业人员的思想工作、忙着联系公益岗位、忙着找培训机构……忙得一刻不停，但看到大家重新就业，开心！”
跟企业的交情，派上了用场
除了缺少父辈的那股就业热情，现在的年轻人还常常因为“不会做人”而难以就业。谭金凤碰到许多年轻人，好不容易有了求职意愿，却过不了面试关。一些企业负责人告诉她：有的年轻人打扮得不够正气，还有一些人不知道怎么说话……月浦镇因此建起了面试实训教室，请企业人事、培训中心老师到场模拟面试，给出个性化“修补”建议。
等到了岗位的年轻人有文凭，没技术。为此，谭金凤又开始到企业联系见习基地。幸运的是，只要就业工作有需要，谭金凤总能找到几家讲交情的企业出手帮忙。
这份交情起源于2000年。那时，政府提供的公益性岗位已经饱和，但还有大批劳动力急寻出路，市场化就业成了必然趋势。谭金凤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放下架子”：“我们要上门跟企业讨岗位，说服他们尽量在镇上招工。”
谭金凤为此没少去工业园区。她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企业：有的很有社会责任感；有的摆出一副“不要烦我”的样子。谭金凤决定不再“空手”上门，她的见面礼是“政策”。“市场化运作就得遵循市场规律：企业要寻找低成本的劳动力，政府对征地农民、就业困难人员有很多政策补贴，用得好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而这些政策，大多数企业搞不清楚。”谭金凤说，她与企业的交情就是在一遍遍讲政策、用政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