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
近来，“上海制造”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新旧动能转换阶段，“上海制造”应该向何处去？一个发展方向是在“卡脖子”关键领域和制高点竞争中率先突破，形成产业链影响力。由此，“上海制造”的转型升级需要一套新打法。
四个制约
制成品输出为主导的重点产业规模扩张，曾经是上海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是上海制成品输出优势的调整培育储备期。以上海石化、宝钢、上海大众等项目为标志，上海在调整中发展、发展中调整，开启了从轻纺工业到重化工业的升级，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规模扩张。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上海制成品输出优势快速提升，装备、汽车、电子信息、钢铁、石化和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快速壮大，东西南北中的工业新高地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制造业成为上海连续16年两位数增长的关键动力支持。
2008年以来，上海进入制成品输出能力逐步减弱的阶段。2008年至2015年，上海制造业年均增速6.0%，低于2000年至2007年12.9%的年均增速。同时，制造业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从2010年的38.08%下降为2018年的27.7%。
与之相伴，“上海制造”面临一系列瓶颈制约：
一是要素层面的瓶颈制约，主要是劳动力等初级要素成本上升、土地空间受限、环境约束增强等。
二是技术层面的瓶颈制约，主要是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特别是在底层操作系统、高端通用芯片等路径依赖比较强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亟待自主化突破。
三是要素逆流动的瓶颈制约，主要是资源要素向高回报、低效率服务业的逆流动，具体表现是金融、房地产等高收益服务业快速扩张，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某种程度上产生挤出效应。
四是路径依赖型发展模式的瓶颈制约，如传统的合资企业发展模式、开发公司主导的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及适应性融入国际产业分工的开放经济发展模式等，逐渐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需要调整转型。
四个推动
“上海制造”在国际、国内发展地位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战略转型的紧迫性。
从国际上看，上海在汽车、装备、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产业领域，已形成了一定的中高端发展优势。但是，芯片、航空发动机、工控系统等关键环节的“卡脖子”限制，使得相关产业难以真正形成竞争优势。
这也是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比如，上海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近年来发展放缓，一方面是中低端的组装代工型产业领域向外转移，另一方面则是受制于集成电路芯片制造材料、工艺和装备的对外依赖。
从国内来看，上海经济的新动能主要集中在向区外输出与新兴产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服务、总集成总承包服务、数据信息服务、智能化系统集成服务等。如果“上海制造”的产业链影响力和控制力越强，上海对外输出的增长空间就会越大。
一要推动新兴技术领域的前沿突破。重点是改变从中低端切入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模式，在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制高点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例如，在工业互联网领域，不仅要依托汽车、装备、航空航天等优势产业领域，建立能够整合上下游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而且要在工业互联网系统架构、标准体系、示范测试等制高点竞争中，逐步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又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不仅要发挥智能装备等方面的基础优势，推动机器人的运用和企业的智能化系统集成，而且要在机器深度学习优化制造、人机融合协同制造等前沿领域率先确立发展优势。
二要推动优势产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点是在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和生物医药等领域，通过关键装备、核心元器件和关键材料的自主化突破，突破“卡脖子”限制，形成产业链影响力。通过关键性突破，带动制造业发展升级，支撑服务业对外输出。
三要推动传统产业新型化发展。重点是在石化、钢铁、轻工、纺织等领域，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和新材料。特别是，通过智能化和网络化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模式创新，实现传统产业的平台化、服务化发展，重塑产业发展新优势。
四要推动跨界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重点是把成熟产业的发展优势、新兴领域的创新优势与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优势有效结合，聚焦技术集成创新、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以中小企业发展为重点，培育跨界融合先发优势。
五个发力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还需在政策措施上进一步发力。
第一，发挥开放优势，探索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突破新模式。
自主创新不是封闭创新。上海应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带来的开放发展新机遇，探索建立具有自由贸易港制度条件的特定开放区域，进一步吸引国内外创新资源和不同区域的创新设备、材料和前沿技术集聚。在此基础上，通过开放化引进单项技术、本土化实现创新集成，探索自主创新模式。
第二，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着力培育提升产业链影响力。
例如，整合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产业链环节，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上海化工区与宁波湾一体化建设世界级化工产业集群，等等。
又如，上海的科创中心优势与长三角的产业集聚优势有必要进一步结合起来，实现从上海科创中心功能承载区、上海重点产业园区到长三角产业集聚区的产业链和创新链互动。
为此，可鼓励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通信设备、软件开发、自动化解决方案等企业与长三角高校、科研机构合作，组建辐射长三角乃至全国的智能制造专业服务平台；可突破现有的行政区划带来的收益共享障碍，通过规划、税收、管理、政策和分配的一体化机制创新，构建创新研发收益和创新产业化收益的跨区域共享创新链、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机制。
第三，在市场主体培育方面有新突破。
上海需大力培育既能承担国家战略目标、又具有市场化运作机制优势的新兴市场主体，改变国有企业拥有创新资源却创新动力不足、民营企业具有运作机制优势却难以承担国家战略目标、外资企业创新优势溢出效应弱的状况。
为此，可进一步推动国资国企改革，探索国企、民企和外企的新型合作机制模式。比如，国企与民企联手承担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国企、民企和外企联合打造工业互联网等新兴功能平台，等等。
第四，以体制机制创新突破工业用地资源限制。
一方面，上海需要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难以获得工业用地支持；另一方面，一些中低端产业仍然占用大量的工业用地且难以退出。矛盾的关键是在园区二次开发和工业用地退出机制方面存在体制机制缺失，难以推动存量工业用地的优化调整。为此，有必要强化工业用地管理体制和收益分配机制的创新，突破土地流动障碍，为“上海制造”转型升级提供更有力的空间支持。
第五，形成差异化的产业政策支持。
新一轮的产业升级，需要根据不同类型产业、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的发展特征，形成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对于创新导向的初创型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重点领域，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国家和地方产业基金的支持力度；对于逐步进入成熟阶段的产业，应逐步减少选择性产业政策支持，转而强化包括技术平台建设在内的功能性产业政策支持；对于技术应用和模式创新型产业领域，应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完善竞争政策，培育真正具有竞争优势的重点企业。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