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徐明徽
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无疑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城市文化建设的实践需要理论的研究和创新。10月31日，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举办的首届“城市文学与文化论坛”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召开，论坛主题为“感知上海：想象、记忆与城市文明”，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个案就城市文化空间的建构、保护和拓展进行了讨论。
未来的上海应当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形态？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荣跃明认为，上海应当形成既能代表中华文化精髓，又能包容并蓄西方先进文化元素的城市文化新形态，进而成为中华文明新形态的城市表达。
最近一项上海城市国际形象调查中，近八成的外籍人士受访者“点赞”上海的理由是“国际化大都市”、“美丽”、“现代化”、“时尚”，那么传统的上海，是否能获得更多的认同呢？
石库门
有多少记忆可以重来
19世纪中叶起开始流行于上海等地的石库门，以其中西合璧的特色形成一种特殊的海派建筑特色，是近代上海留下的最为珍贵的都市人文遗产之一。对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素有研究的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学强说：“据统计，1949年上海解放时期，石库门里弄住宅超过20万幢，数百万人口居住其中。但是城市改造更新作为城市的自我调节机制，是始终伴随城市发展的，所以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石库门就是遗产了。现在我估计上海石库门可能已经少于2万幢。”
马学强认为，石库门、里弄是上海的机理，“城市的空间”不能全部是现在或是未来，它的历史构建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石库门，可能上海的文学史就读不下去，上海的城市特征就不明显，上海的历史传承文脉根基也会失去，保护石库门十分重要。文献同样是重要的遗产，至今还没有一本像样的石库门资料集，是个缺憾。目前我们的工作就是把石库门的基本文献整理公布出来，《石库门文献》第一卷明年即将出版。”
街头艺人
不可或缺的文化景观
10月下旬，2015首届上海街头艺人联展暨街头艺人一周年特别活动在上海静安公园举行，吸引了众多观众。这批艺人有个特点，就是大都是持证上岗。到目前为止，共有46位街头艺人拿到了上岗证。这些街头艺人学历高，年纪轻，其中80后占70%以上，有些是双学位获得者和博士生。
出席论坛的《上海采风》副主编胡凌虹说：“持证上岗，这标志着街头艺人这个职业首度合法化，此创举对整座城市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你去美国纽约、旧金山，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日本东京，印度孟买，乃至我国的香港、台北等国际化大都市，到处都可见到街头艺人的身影。像西班牙巴塞罗那有一条兰布拉大道被探索频道评选为全球13条名街之一，就是因为它整条街有着丰富的街头艺人表演。”
胡凌虹回忆，作家毕飞宇曾告诉她，2005年毕飞宇还参与了一次街头表演，与前苏联的手风琴艺人合唱了国际歌，因此毕飞宇还赚了5元钱，成了一段美好回忆。
“街头表演能给城市的文化艺术带来创造力和活力，从纵向看街头表演是最古老的职业，历史上任何时期人群聚集、繁荣发达的城市都拥有街头艺术表演者的身影。这些街头艺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创作。很多艺术种类就是在街头艺术中繁衍出来的，滑稽戏、评剧等戏曲剧种都在露天广场、草台、苗台这些地方演出过。在当代，街头也应该成为很多前卫艺术的诞生地”，胡凌虹认为街头艺术的繁荣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繁荣与成熟的标志之一。不过街头表演的背后也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仍然需要各个部门共同协作管理。
思南文学之家
上海文化新空间
说“思南文学之家”已经成为了上海城市主要的文化地标之一，大牌作家与普通读者每周都可以来一场幸福的阅读约会——而这个景象，是主办者一开始都不敢想象的。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孙甘露长期以来致力于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暨思南读书会的活动策划，他介绍：“思南文学之家是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延伸出来的活动，国际文学周一年只有一次，我们当时想能不能把读书活动常态化，并且把资源开放给公众，一路走来也不容易，但到目前为止思南文学之家读书会已经做了93期。”
孙甘露笑言，思南读书会是个很穷的读书会，但93期活动请了众多出色、知名的作家，无一人提钱。“我想这是基于上海的文化环境，整个城市对文化环境的支持非常重要。出版局、作家协会、各个公共文化机关都在帮忙推广，完全是义务公益性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对此感叹：“在十年前，思南文学之家现在这样的情景是不敢想象的，如今能把这么多作家请来上海，甚至来多大牌的作家都已经不再觉得神秘。”
孙甘露直言：“上海是一个国际都会，文化复杂，我不会将它简化成一个天堂，但它有着太多感人的细节。我们的上海读者也是如此，许多活动经常爆满，会场容纳不下，即使遇上雨天，读者也按规矩排队，碰到自己喜爱的作家，也能做到安静听讲。不仅如此，读者的文学素养也很高，能够针对主题提出尖锐、独到的问题。我觉得公众在活动的时候会带来一种互相的生长性，以及互动性的文化。”
文艺作品
被扭曲的上海摩登
城市，特别是上海常常成为小说、电影的书写“对象”，不同时代、不同角度、不同经历、不同身份，使得“文艺作品中的城市/上海”呈现出一种光怪陆离的丰富景象。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谈起:“以前我理解的‘上海摩登’都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有关，上海在传统的空间中占着既非常先进但又相当腐朽的文化位置，所以这样一个分支错位的贬义词往往构成了上海研究的起点。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上海士兵上战场之前先把头发梳一下，梳头这个动作不可能是山东男人做的，肯定是上海男人。但我自己在上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觉得上海人不是这样的。上海人虽然很浪漫但是也很务实，有的时候很精明，但是有的时候也很朴实。”
几部老电影《女篮五号》、《今天我休息》、《万紫千红总是春》都以上海为背景，电影背景中呈现了一种和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完全不一样的气氛，晴朗而明快。毛尖说：“上海有它的专业性，我觉得这个专业性是和上海摩登有关系的，它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美学，我觉得它还和上海摩登有关系。我是希望从上海摩登中抢救一些东西出来，否则上海摩登就成为一个贬义词。比如说在这些电影中，这些女性人物都很漂亮、具有风险精神、热爱劳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中的女性所具有的摩登性是空前革命的，我把这个概括为上海摩登的青春气质。这种气质也是一种核心的上海。”
青年评论家黄德海从“正本”和“副本”来谈文学中的城市，在他看来，大部分城市书写者采取冷静的旁观姿态，凭借冰冷的理智和残酷的想象，把城市变成孤独的代名词、寂寞的名利场，是残酷的丛林法则设定的固定场域，异化的恶之花遍地开放，是为正本。而小说激活了城市的体温与脉象，把城市从干枯冰冷的符号系统中还原出来，显示出内在的活力和神采，是为副本。而这个副本的城市，才是文学中真正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