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西郊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干休所内，有一座白色专家楼，常州籍院士吴德昌院士居住在那里。由于帕金森综合症以及并发症的折磨，吴院士显得清瘦，动作也有些迟缓，但对于家乡报刊的约访，他还是努力给予热情接待。
珍惜学业努力奋进
吴德昌籍贯常州，出生在北京，幼年丧父，童年和少年生活比较清苦，靠亲属的接济和典当完成学业。
“七七事变”后，他居住的北平处于日军铁蹄之下。吴德昌所在的中学不仅进驻了日本特务，更改了校名，而且还要求学生每天早晨给日本特派员深躬敬礼。这件事，使吴德昌更加感到当“亡国奴”的屈辱。当时吴德昌认为，要振兴中华，必须从外交上做起，必须是个出色的外交家。因此，他立志要当个外交家。可惜，他高中毕业后报考大学时，没有找到开设外交专业的大学。最终，他完成了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业。
1949年的夏天，吴德昌以优异成绩从北大毕业。这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人们正怀着喜悦的心情，准备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经过层层遴选，吴德昌进入了协和医学院生化科。在协和学习与工作的7年间，吴德昌经受了几个人生的重大转折，令他终身难忘——在党组织的培养下，于1950年2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刘士豪等中外前辈的指导下，进行了基础医学的系统训练与教学、研究，锻炼培养了从事科研的能力；听从祖国的号召，1955年2月毅然投笔从戎，成为中国人民***中的一员。1956年，组织上决定派他前往苏联学习与放射有关的专业。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他的科研方向，而且把他推到了一个全新的科研领域。
在苏联留学的日子里，白天，他专心致志在实验室做研究，晚上和业余时间，扎在图书馆阅读文献资料。为了多掌握一些资料，吴德昌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做摘录，笔记本上又是俄文又是中文又是图表。他回国时，已经记录了整整12本笔记，累计30多万字。这些宝贵的资料，为他在国内开展相关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勇于攀登科研高峰
1957年，而立之年的吴德昌加入到新中国军事医学科学事业中。作为国防科研的一部分，军事医学科学院具有高度的保密性。步入这支特种部队，就意味着隐姓埋名、默默奉献，创造了世界领先技术而不能发表。吴德昌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组织的挑选，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和平事业，他心甘情愿地做一名默默奉献的和平使者。吴德昌院士成为我国早期涉足防原医学事业的科学家之一。
经过论证，吴德昌决定开展辐射防护和放射毒理的研究。他的想法与当时刚刚成立的防原医学研究所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领导郑重地把筹备和组建我国第一个放射卫生毒理实验室的任务交给了他和魏履新。他们主要研究原子弹爆炸后，落下灰对人体的伤害以及防止这些伤害的一系列卫生标准、措施和加速排除等。与研究所其他研究室相比，这是一个年轻的研究室。几个三十几岁的助理研究员带领一些大学毕业生，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专业。
根据自身特点放射卫生防护的需要，吴德昌选择了“同位素自体内加速排出”这个课题。任务明确了，人员也到位了，可研究条件却不具备。他们的研究是与放射性物质打交道，对人体有伤害，不能在普通的大楼里进行，需要专门的实验室。他提出要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内建特殊实验室——同位素楼，开展钚的研究。北京市有关部门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没有批准他的建议。
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他没有灰心，而是整理了更加翔实的资料，与安全部门据理力争，一级一级地做工作，并按照规定，到北京市公安局、环保局、卫生防疫站、主管部门逐级审批。他说：“同位素楼从动议到建成，历时3年之久，其间，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我们根据工作实践，与有关专家协商，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建成了一座安全、先进、实用的实验室。”
在这个专业实验楼里，吴德昌带领一班人，从小动物筛选到大动物验证，从整体实验到离体细胞实验，从长寿命裂变产物锶和铯到短寿命裂变产物碘等，从整体实验到离体细胞实验，均随着形势的需要和研究的深入，及时进行科学预测与调整，并采用多学科的手段，领导一支科研队伍进行了开创性的、系统深入的放射毒理学研究。如今，这座3层独立小楼，依然静静地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艰险拼搏生命禁区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祖国西部的戈壁荒漠成了军事医学工作者的天然实验室。作为专门从事核武器落下灰研究的吴德昌院士，在多年的防原医学研究中，对这片神秘的死亡之地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防原医学研究危险巨大，原子弹凶于常规武器，不仅在于爆炸瞬间的巨大杀伤威力，还在于爆炸后产生200多种放射性同位素的沾染。这些沾染和辐射像死亡的幽灵，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威胁着人的健康与生命。因此，有人把核爆后的试验场称之为“生命的禁区”。而吴德昌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从这“生命禁区”里拿回核武器对生物杀伤的各类数据和标本，从而掌握其杀伤规律，研究防护措施。
核武器爆炸后，担任核试验落下灰生物效应分队长的吴德昌和课题组的同事们，每次都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进入核武器爆心附近，抢回预先放在那里的试验效应物。当时，核试验指挥部为每位同志配发了一支辐射剂量笔，要求大家根据剂量及时撤离危险区，但吴德昌和大家总是顾不上这些。
有一次地面核试验后，一位新入伍的战士开车载着吴德昌驶入爆区，随着车子向爆心飞速开进，核辐射剂量笔的指针一格一格地上升，核爆炸扬起的浮土越来越厚。突然，小战士猛地踩住刹车，哭着对吴德昌说：“首长，不能走了，再往前走，车会陷进去，还会迷路，您就回不去了。”
吴德昌看看小战士那稚嫩的脸庞，他从心里感激小战士对自己的关心，但此时此刻，他只能考虑核试验研究，只能考虑那些不可多得的爆心资料。他一把拉开车门：“你在这儿等着，不要熄火，我很快就回来。”话音未落，他已踏着没过脚面的放射性浮土，向爆心最后一个效应物跑去……
1976年在核试验现场发生的严重车祸，几乎把吴德昌推到死亡的边缘。这次车祸造成了他严重脑震荡、前颅窝骨折和股骨节严重挫伤，他的帽子、皮大衣以及内衣上到处血迹斑斑。脑积液从他的鼻孔里流出，额头正面的头皮被撞得绽开，缝了12针。医疗队抢救了24小时之后，上级派出的直升机将吴德昌接到马兰基地医院继续抢救治疗。这期间，同在马兰基地参加核试验工作的哥哥——航天部二院二○六所所长兼总工程师吴明昌，以及正在驻南疆铁道兵部队当兵的儿子吴健，闻讯赶来医院看望。当时吴德昌整个头部、脸部都肿胀得哥哥认不出来弟弟、儿子认不出父亲。当时人们说他“完了”，可3个月后，他奇迹般地走进了实验室，一年后又出现在核试验现场。
吴德昌正是靠这份勇闯“禁区”的精神，在放射毒理学与辐射防护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作为科研人员，吴德昌曾从现场到实验室，在第一手资料中获得国际创新的成果；作为学科带头人，他曾指挥全国9个单位共同协作，出色完成国家“七五”攻关项目；作为院长兼党委书记，他曾在拥有“千军万马”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指挥若定。更可贵的是，他能三者兼顾，游刃有余。
作为军人，吴德昌实现了多少人孜孜以求的“将军梦”；作为科学家，他披上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红绶带；在他的相册里，珍藏着他与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合影及亲笔签名。说他“功成名就”，那不该有一点含糊。
现在，年事已高的吴德昌院士，由于身体原因，已淡出科研一线，但一颗执著于科研的心依然不减当年，仍以“愿以此身长报国”的高远心志，不断地追踪、思索着世界毒理学及核防护学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他坚信祖国的未来在军事医学领域必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人物简介
吴德昌，籍贯常州，1927年10月22日生于北京市。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级研究员。是国内放射毒理学及辐射防护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之一。在推动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促进相应学科的发展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20余名。参加编写《辐射生物学》等6本专著。译有10多部英、俄文专著。发表科研学术论文10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