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一篇介绍“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的长篇通讯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字句：“……在共和国一次次扣人心弦的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变革中，总能看到他们追潮逐浪的身影，但在洒满鲜花的前台却很难寻觅到他们的名字。”
文中专门提到了我军著名的装备管理专家赵澄谋。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很长一段时间，“赵澄谋”这个名字并不为大众所知。可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换，他却始终将人生坐标定位在“人梯”、“基石”上，无怨无悔。
日前，经他的老同学、常州新闻界前辈沈毓昌先生的介绍，本报记者在北京专访了赵澄谋教授。
在青果巷的足音里长大
赵澄谋教授是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赵翼的后裔，“老宅就在前北岸，后来全家居住在青果巷。”
和赵教授初一谋面，我们的话匣子就从“青果巷”打开。珍藏在那条狭狭长长江南小巷里的童年记忆，伴随在赵澄谋脑海中虽已大半个世纪，却从未褪色。那时，父亲是青果巷邮政支局的局长，“楼下办公，一家人就住在楼上”。
青果巷的晨曦和余晖中，赵家孩子们童年的脚步，欢快地蹦达在青石板路上。有趣的是，青果巷里漂亮的邻家女孩朱蕴如，后来成了他一辈子相濡以沫的伴侣。
赵家的子女多，赵澄谋有7个兄弟姐妹。大人忙碌工作，这么多孩子围在身边实在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刚满5岁的赵澄谋就被送去“乐凯小学”念书了。“读到三年级就解放了，就转到了‘龙城小学’，也就是现在的‘局前街小学’。”
1952年，赵澄谋考进省中边上的“武进中学”读初中。平素爱读“杂书”的赵澄谋，找到了写作文的“诀窍”。赵澄谋还记得，第一篇登在板报上的那篇作文，“老师在上面划了好多表示嘉许的圈圈，让自己信心大增。”
后来等到自己也开始带学生了，赵澄谋意识到，“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来自老师的激励非常重要。”现在从事“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情报研究”的王沙骋博士，就是赵教授在北大信息管理系带的第八个情报学博士研究生。他至今记得当初“投在全军最著名的国防情报学专家赵澄谋门下”时的紧张，“但老师的鼓励让我信心倍增。”
1955年，赵澄谋考取了“常州三中”的高中。擅长文艺的赵澄谋，成了班级的文娱委员、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
在班主任赵逵老师的眼里，这是个多才多艺的学生。而同学们也鼓励赵澄谋“以后去考音乐学院”。可是阴差阳错，赵澄谋却于1958年报考了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原因说来也简单：因为叔叔毕业于浙大。
大学生穿上了新军装
进入浙大，赵澄谋仍然是系里、校里的文体骨干：学生剧社的舞台上、歌咏队的行列中、操场的拉拉队里，到处看得见赵澄谋活跃的身影。
与此同时，赵澄谋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排在前几名。“那时候，浙大‘又红又专’的意识非常浓郁”。虽然时值三年自然灾害，但和当年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赵澄谋“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大三时，各项表现优异的赵澄谋，被从无线电专业分到一个保密专业继续学习。
大学毕业时，“老师和招生的同志来征询意见，问我愿意不愿意去部队工作？愿意不愿意搞科研？”二话没说，赵澄谋就此穿上了军装，被分到北京某部。这个当时还是以数字编码的某部，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在这里，赵澄谋一干就是40多年，直至2010年退休。
没有绸缪未来的先手，就无法迎战明天的风雨。这支部队就是为了抢先掌握绸缪未来的“先手”而组建的：1959年3月14日，为给刚刚起步的“两弹一星”工程探寻破障之策，在周恩来、聂荣臻等亲切关怀下，在钱学森、朱光亚等著名科学家悉心指导下，这个单位正式组建。在随后几年内，他们先后编译了和导弹有关的珍贵资料，成为“两弹一星”研制人员的启蒙教材和重要参考。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报告，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导弹组织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一份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批语：“你们能把导弹制导系统的设计原理集中在一起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说白了，他们担负着国防科技的“耳目”与“尖兵”使命。
但是穿上新军装的赵澄谋并没有立刻被安排工作，而是被派至酒泉基地的基层连队当兵锻炼，过好从“大学生”到“军人”这一关。
回到北京后，赵澄谋被安排在单位的编辑部，从普通编辑做起，学习着在点滴中梳理信息，为上级提供决策依据。一直到现在，赵澄谋还记得老一辈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比如钱学森同志就是出了名的严谨，报去的每条信息都会逐字逐句‘抠’。”
正准备在实践中大展身手，“文革”开始。赵澄谋被下放到东北盘锦的“五七”干校，一呆就是3年……
呕心沥血，只为“抢滩最前沿”
“真正把工作重新拾起来是从1977年开始的”。赵澄谋告诉记者，“四人帮”下台之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那一阵，“大家都憋足了劲，想把浪费的时间夺回来。”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赵澄谋一心扑在“军事电子信息和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上，并取得了许多引人瞩目的成就，对我国电子对抗技术、毫米波技术、精确制导技术和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兴起，赵澄谋在其间起的促进作用现在已经被公认。
为了以“软实力”提升科研“硬实力”，赵澄谋和他的伙伴们一起，把眼睛瞄准了世界军事发展的最前沿，对世界国防科技发展及其动向进行系统的跟踪和研究：
1987年2月，赵澄谋的一则题为《军用雷达技术展望——挑战和对策》的论文，在美国武装部队通信和电子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后，迅速被美国一家权威杂志转载；同年9月至1988年9月，赵澄谋被派至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做高级访问学者。其间，赵澄谋完成了题为《新技术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研究报告。
“谁能抢先一步，谁就多一份胜算！”现代军事发展的大潮中，赵澄谋和他的同伴们总是争分夺秒抢在最前头：1978年，我国“巨型计算机”研制工程上马。他们闻令而动，提供了600余份珍贵资料。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张震寰评价说：“这些资料，对研制人员起到了很大作用。”1992年1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启动。他们又征战寒暑，秉烛苦攻，先后提交了《国外载人飞船发射、测控、返回和安全救生系统及经费情况》等近百万字的报告，为中国人梦圆飞天擦去了第一道迷雾。1993年，直面海湾战争的疾风，他们敏锐捕捉到第三次科技浪潮拍岸的涛声，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新军事革命研究……
新世纪曙光初现，围绕我军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和打赢需要，赵澄谋和同事们一起，先期预研，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批关于我军武器装备的研究成果，为我军武器装备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完成的许多重大课题，为推动我军装备采购制度改革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长期从事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管理和调整改革的研究工作的赵澄谋，作为全军装备采购制度改革研究的学术带头人，不仅有许多成果在国家和相关部位的评奖中获奖，还被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总装备部采纳应用。
作为我军装备建设的一件大事，中央军委2005年底转发了四总部《关于深化装备采购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在《意见》下发后，赵澄谋专家咨询组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参与了改革实施方案的研究，为这项改革提供决策咨询保障。
1998年起，赵澄谋还兼任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生导师，带出了一群有志国防的青年才俊。
“献身国防，是我这辈子最光荣的、最无悔的选择。”赵澄谋动情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