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海拜访钱谷融先生，是中秋节前的两天。这一天，也正是钱先生的生日。长风公园附近这个不大的新村里，幽幽的桂香，隐隐漂浮在静谧沉稳的时光里。
看见来自家乡的媒体人，93岁的钱老格外高兴。午后的秋阳透进窗来，且柔且爽，老人脸上布满人性的光芒。作为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曾因“文学就是人学”的论断而声震文化界。要知道，在那个“舆论一律”的特殊年代，“鲜明的阶级性”可是文学判断的唯一选项。
采访期间，恰逢钱老弟子、目前蜚声国内文艺批评界的杨扬教授来探望先生。杨先生告诉记者，“刘再复至今都认为‘文学是人学’，这是一个不朽的命题。”
想起母亲话语，泪水仍会沾湿稿纸
1918年9月28日，钱谷融出生在常州南郊的南夏墅镇老二房村。也正是在这一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
父亲钱镜海曾经是位私塾先生。钱谷融6岁的时候，被父亲送进朋友的私塾，是年下半年，钱谷融进入了西式的“小学堂”。“小学的老师常常在我母亲面前夸我。”钱谷融至今还记得母亲为他骄傲的眼神。
那时候，钱谷融很喜欢看书，“当时我大约正读小学四年级或五年级，看《三国演义》，自然多半只是似懂非懂。但故事情节是看得懂的，而且很有兴趣。尤其对诸葛亮非常仰慕。”在小学里读了六年，钱谷融一向是班上成绩比较好的一位。1932年下半年，钱谷融升入私立潜化初级中学。在“12·9运动”爆发的1935年夏，钱谷融初中毕业，进入无锡师范读高中。
高中阶段的钱谷融，开始读翻译小说，“那些书使我大开眼界，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我结识了许多与旧小说中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的思想爱好，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风尚习俗，与钱谷融一向所熟悉和知道的完全两样。特别是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等，引起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在我心头激发起对青春、对未来的朦胧的憧憬和充满诗意的幻想。“这时，我已经开始深深地迷上了文学，迷上了这绚丽多彩、充满魅力的文学。”
1938年冬，日军占领上海，常州岌岌可危。为了不在入侵者铁蹄下当亡国奴，钱谷融决定与几个同乡师友一起出走。“我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宠爱和庇护下，如今要离他们远行，心头真是悲痛欲绝。”临别时，父亲拿出他好不容易筹措到的两块银元，手颤颤地交给他：“一切你自己当心吧！”母亲则泣不成声地说，“你走吧，不要想我们，我们也不想你。”
“怪的是战争不好，破坏了我们的家园。”钱谷融说，“我听了母亲这话，简直心如刀割，在满面泪痕中匆匆离开了他们。”此后，他只要一想到母亲在临别的无可奈何中说的那两句话，总会禁不住失声痛哭。在他成为八十老翁时，写《我的母亲》那篇文章，“想起那两句话，还是泪如雨注，把笔下的稿纸都沾湿了。”
让钱谷融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在一路流亡一路求学的途中，遇到了两位高中同学：同为金坛人的钱骥和汤定元。前者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后者则成为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共同的家国命运，危难时的相互关照，使他们成为终生挚友。
一篇“文学是人学”，引起轩然大波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倡文学、科学研究的思考自由、辩论自由、创作和批评自由。
1957年初，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召开一个大型科学讨论会，校方号召大家写论文，以展示华师大的学术实力。经不住学校的一再动员，一直疏于动笔的钱谷融一挥而就，写出那篇著名的《论“文学是人学”》的文章。
“那时，‘双百方针’刚宣布不久，我受到了鼓舞。还由于受到当时活跃的学术空气的推动，各级领导又一再号召和动员。我一向只知道教书，不大写文章，有了领导的号召，我才写了那篇文章。我那时也不懂得什么顾虑，只求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就是了。
在当时，“文学为政治服务”是时代主旨。若有谁在文学创作中突出“人性”，就会被指责为“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钱谷融从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上，读出了高尔基有把“文学”当作“人学”的意思，这与钱谷融心底的人道主义思想是非常契合的。在“双百”方针的春风吹拂下，他借高尔基的话来发表自己的观点——文学是人学，而不是什么“工具”。
文章在这年《上海文学》5月号发表，5月5日，《文汇报》在第一版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为题，对钱谷融的论文大加褒奖。但是，马上就有人批判《论“文学是人学”》是“宣扬人道主义的货色”。华东师大中文系有关人员，立刻要钱谷融开一个卢卡奇的批判课。
然而，顶着“修正主义”大帽子的钱谷融，却淡定得让人吃惊：走出批判大会的会场之后，他立刻与家人一道，坐着三轮车下饭馆吃饭去了。
1957年，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都被划成了右派，而钱谷融却侥幸地成了“漏网之鱼”。当时，钱谷融猜测，如果他再被划成右派，系里就没有老师上课了。
钱谷融在大字报里看到，周扬说不要再批判钱谷融的文章，并表示他是同意钱谷融的观点的。周扬后来到上海时，对钱谷融说：“听说你正在受批判，不要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嘛。”
“知识分子要有底线，才能独立于天地之间”
到了“文化大革命”，钱谷融被戴上三顶高帽在学校游斗，三顶高帽三大罪名：老牌修正主义者、反动学术权威和漏网右派。后来，钱谷融住进了“牛棚”，在学校扫地、洗厕所。接着又被发配到苏北的干校，直到1972年，钱谷融才回到上海来继续教书。
1979年，《文艺报》开会，指名要钱谷融参加，等于是为钱谷融恢复名誉。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对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反对工具论”，到1980年代的主题论，再到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都能看到这一理论被不断延伸的轨迹。在后来的中国文坛，但凡引起轰动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张扬“人学”的佳作。“知识分子要有底线，才能独立于天地之间。”钱先生说。
华东师范大学的这座红砖老楼，钱谷融先生已居住了40多年。坐在他的旧藤椅上望向窗外，常有时间停滞的错觉。
“我喜欢随随便便，自由自在。在现实生活里，我最不喜欢的是拘束，最厌恶的是虚伪。”在采访中，钱先生屡屡提起“无能懒散”四个字。他说“无能”，大致因为天性淡泊，不愿与人争胜，也不肯跟风；“懒散”则是自认无能之后的自我选择：“因为无能，所以还是懒散些好，得过且过，不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
由于历史原因，尽管他的《论“文学是人学”》长期受到批判，尽管他60岁才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物谈》，尽管做了37年的讲师，但先生的学术成就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可忽略的丰碑。他培养的一大批人文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北王南钱”声誉卓著。“北王”指已经仙逝的北大教授王瑶先生，“南钱”就是钱谷融先生。
行动自如、耳聪目明、精神矍铄的钱谷融先生，如今仍然每天手不释卷。他最爱读《世说新语》。散淡情怀深深浸染在他九十岁的人生之中，从容自在的生命状态令人神往。和眼前这位文艺界泰斗聊天，就像与可敬的邻家长者闲话，通透、恬和、安静，有着春风入怀般的暖意，让人疏离了尘嚣。
记者采访时，前来府上探访钱先生的晚生后学，每每谈及钱老的为人品格，话语间无不充满了敬意。
“九叶派”诗人辛笛的女儿王圣思教授，也是钱老的学生：“记得钱先生曾给我们上过‘文学的魅力’这一课，先让我们折服的，却首先是钱先生的人格魅力。” 本报记者 沈向阳
人物简介
钱谷融，原名钱国荣，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
武进人，1919年生，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历任重庆市立中学教师，交通大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着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等，讲授《治学之道》、《钱谷融有关著作》等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