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北京，尚有料峭寒意，树丫间吃力却执着地萌出一些绿来。
屠岸老人的书房里，阳光从窗户投进来，洒在书桌的一蓬鲜花上，用屠老的话说，真个是“有如初春”。
恰如媒体所言，“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生的那批文化老人正渐行渐远”，但这位以《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译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莎士比亚历史剧《约翰王》、《济慈诗选》等为读者和知识界熟知的文化老人，虽已年近九旬，却老枝常报新蕾，至今仍在笔耕不辍。
那天，他在家陪记者聊了一上午。离别的时候，诗人忽然动情地用常州方言吟唱起王维的思乡诗句：“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诗人心里，故乡就在童年的那头
常州屠家，毫无疑问的书香门第：屠老的大舅公屠寄，光绪进士、民国时国史馆总纂，史学家、诗人，辛亥革命之后曾任常州民政长（县长）。至今光影下的北塘河畔，屠寄的雕塑，仍在引发家乡后人对上世纪初这位治水前贤的思念；屠老的大舅屠元博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兴办教育，是省常中的创始人。
而说到母亲屠时，屠岸称其为“了不起的女子”，是屠寄最喜欢的晚辈。童年的屠岸，就在母亲的怀抱里接受了良好的古典文化教育。
母亲是常州女子师范第一期毕业生。她有着很深的文学修养，兼受中西教育，会绘画、吹笙、弹风琴，曾在江苏、湖南、北京等地执教。母亲每天晚上要求幼年屠岸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诗》等古典文学作品，每篇都要读上三十遍。母亲善吟诗作画，也会作曲。她对屠岸说，作曲太难，就作诗吧。先生之所以后来再也无法与诗歌分开，与母亲的这句话有很大关系。
屠岸先生曾出版了一部诗集《夜灯红处课儿诗》，书名就缘于儿时：母亲书房有副对联，“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儿书”，所以他就把“夜灯红处课儿书”改为“夜灯红处课儿诗”。母亲的书斋是“萱荫阁”，他就把自己另一部旧体诗词集题名为《萱荫阁诗抄》，也是为铭感慈母的恩泽。他至今记得母亲1975年临终时的最后一句话，“不用奏哀乐。哀乐，在我心里……”
“五一”期间，屠岸老人如愿率从未到过家乡的晚辈们归乡寻根：
去母校觅渡桥小学、省常中寻访儿时踪迹，回忆师恩；驻足在老宅的旧址上低头思念；青果巷里抚摩老友旧居的门扉；带孩子们去品尝“双桂坊”的正宗常州早点，糯米汤团银丝面，江南春茶小笼包，酒酿元宵米糊汤……每尝一种，哪怕一点点，都是满口家乡滋味。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教我如何不想她”，运河夜色中，望着对岸的篦梁灯火，89岁的老人又用常州方言轻哼着《教我如何不想她》。诗人告诉儿女们，“这也算是我们常州的小夜曲了，这么美……”诗人心里，故乡永远在童年的那头。
“诗是我的宗教，或者说艺术是我的宗教”
屠岸谦逊地对记者说，“不敢自诩诗人，只是个诗爱者、诗作者和诗译者”。
他说，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样式的作者中，惟独“诗”与“人”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称之为“诗人”。在他眼中，诗是崇高的纯净的，诗人也应崇高纯净。
许多周末或节假日，他都与儿女、一对孪生外孙女举行“晨笛家庭诗会”，晨笛，是外孙的名字，全家人或朗诵、背诵、吟诵佳作，或就诗学现象进行研讨，当然，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人，老人儿时从母亲那里学会的“常州吟诵”，几乎是家庭诗会不可少的节目，“我想让孩子们更多地接受……”其乐融融，且有超越尘俗的恬淡高洁。
屠岸先生最早翻译的，是斯蒂文森的《安魂诗》，在先生1940年11月20日的日记里记下了这首翻译的诗。屠老告诉记者，那时中学课本里的课文，选的都是英国文学中的精品，莎士比亚、狄更斯、兰姆的作品，引起了他对英国文学的浓厚兴趣。
1948年冬，屠岸的第一本翻译诗集《鼓声》自费出版。惠特曼的这些诗大多写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诗人支持北方的林肯解放奴隶，反对南方奴隶制。而“南北战争”的结局是北方取得了胜利。先生在这里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将“南方”比作南京***政权，用“北方”暗示延安和西柏坡，预示北方革命政权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早在此前的1946年2月，屠老就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诗言志，年轻的共产党员屠岸用诗歌表达着自己的革命热情，并试图以此达到在知识分子中为党宣传、发动的作用。
上海解放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工作。工作之余，他仍然没有放弃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并得到了胡风的鼓励，这也让他五年后险些成了“胡风分子”。1953年春，屠岸从华东大区文化部调至北京，在中华戏剧工作者协会工作。1956年，被任命为《戏剧报》常务编委兼编辑部主任。期间及至此后的“文革”，跌宕的政治运动让他饱受磨难。
说起那个时代，先生说他至今仍会做恶梦，醒后大汗淋漓。梦境总是那么的相似，总是落入无底的黑洞之中，总是被人给圈了起来，以至于两度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尽管“胡风事件”、“反右”都是有惊无险，但数不清的检查、反省和文革的牛棚生活、干校生活却深深地伤害了诗人那颗敏感的心。
好在有诗歌作为精神寄托。他告诉记者，在最艰难的岁月，是靠背诵古今中外的诗歌活下去的。“我没有加入任何宗教，但诗是我的宗教，或者说艺术是我的宗教。”
“只要心中有天真烂漫，就不会感觉到老。”
1979年初，真理标准的讨论才刚刚落幕，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成员之一的屠岸，就开始和同事讨论文学创作要思想解放的课题。
这年2月，经屠岸建议，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了“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王蒙、刘心武、谌容、冯骥才、蒋子龙、宗璞、林斤澜、茹志娟、叶辛等作家都参加了。会上，屠岸对“文革”做了当时看来已是非常大胆的反思，引起文学界强烈反响，都说“屠岸放爆了一颗炸弹”。
1983年，屠岸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曾任“人文社”副总编的何启治评价屠老这位“以儒雅著称的谦谦君子”的学识和品德，“在我认识的领导人中，是独一无二的，因而也是特别令人感动和敬佩的。”
就在记者专程赴京采访屠老前不久，首都文化界专门为他的《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召开了研讨会。这本书，是他在耄耋之年对过往岁月的潜心回顾。
与会专家认为，该书记录文坛重要事件并折射历史变迁，其中还包括屠岸的一些独家材料，如果他不说出来，可能就失传了。
书名得自其常州老乡、戏剧作家吴祖光先生。屠老在书中说：“在我的头上，有阳光，也有阴霾。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想起吴祖光写的四个字。有人说吴祖光一生坎坷，生不逢时。吴祖光拿起笔来写下‘生正逢时’。”
在屠岸看来，一个人能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历次政治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生活经历如此丰富，岂不是生正逢时？著名评论家雷达表示，屠老这一代人“经历了高密度、匪夷所思的历史，他们的经历后人已不大可能重复”，因此他的回忆本身就是“具有较大的历史容量、思想深度和人文内涵的一部活历史。”
屠老觉得，“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一个大时代”。他试图忠实记录下这一代人的历史。屠岸对那些亲历、亲见的文人们在运动风浪里的遭际记忆犹新：
干校时为了与儿女短暂的团聚，他与妻子徒步几十里赶往车站的身影；挨斗时，田汉扑通一跪时依然挺立的胸脯；艾青发出的“写作品比较麻烦，打棍子比较容易上去”的愤懑之语；第四次文代会上，丁玲吐出了“给我们稍微地，留一条路”的卑微恳求。而与夏衍、巴金、冰心等人的交往细节，则让人们看到这些文坛前辈更加真实的一面……
“我仍在路上”。如今，虽已年近九旬，但屠老仍每天工作数小时，他把自己的时间分为四块：早上起床写日记；上午翻译。或者写作；下午也是写作、翻译或读书读报刊；晚上写信，他有个习惯，来信必复；每天晚上大约十一点半左右熄灯，躺在床上，心中默念古诗，或者默诵英文诗，在默诵中沉入睡乡。
鲁迅晚年有“赶快做”的想法，屠老称自己“并没有暮年颓唐的心绪，每天做的就是赶快做、赶快写”。
他对记者说，常州话中有“老小”的说法，“只要心中有天真烂漫，就不会感觉老。” 本报记者 沈向阳
人物简介
屠岸。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文艺评论家。
原名蒋壁厚，1923年生，江苏常州人，毕业于觅渡桥小学、省常中。
曾任《戏剧报》常务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