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低调、朴实；却又热烈、进取。他们就是黄埔老军人。曾经的峥嵘岁月，曾经的金戈铁马，都随着“弹洞前仓壁”的硝烟弥漫而走进历史，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勇往直前。在今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特殊日子里，记者走近这些黄埔老人……
少年时就跟定了党
“我只上过一年私塾，可是，到灌云县张店镇读书时，老师硬要叫我读三年级。那是1926年的事，我拼命学，还只能算是中等。我四年级时的老师孙海光，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受他的影响很大。”94岁的黄埔17期步科孙庭武老人追忆当年情形，依然豪情满怀。
孙秉惠和孙存楼两位地下党员也经常与孙庭武谈国家前途、民族大义和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使他十分向往革命。1937年，日本鬼子大举侵略中国，孙庭武热血沸腾，这年底，他的小学同学沈其鹏从徐州日报上得到消息，胡宗南的17军团随营学校招生，条件是20周岁、健康、有抗日报国思想。孙庭武借了10元钱，和沈其鹏两人硬靠两只脚走到徐州报了名，这所随营学校就是黄埔分校。在徐州一共招了100多人。
他们随着部队一路到了西安、宝鸡、凤翔，日寇飞机也一路尾随轰炸，本来只要一天的路程，竟走了10天。到了凤翔，他们借用凤翔师范学校作校舍，700多个人编了三个大队。
他在那里每天就是练队列姿势、跑步，还发了二三十本军事理论书，但当初抗日的口号倒不提了，整天就是叫他们看书。孙庭武很纳闷，怎么抗日一点动静也没有？他以前就知道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心里想要是到延安就好了。
有不少人偷偷跑回家，晚上把围墙推倒，人就一哄而散。孙庭武也走了。1938年的中秋节，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到山东参加了八路军第四支队第二团。团长是钱钧，解放后当过****副司令。
在革命队伍里，孙庭武很快成长起来，两个星期后就当上了排长，一年后入了党，当上了指导员，很快又当上了教导员，1949年解放常州时，已经是武进总队副政委。但是，极左风很快也在部队里刮起来，无端怀疑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特务。在当了8年市二院书记后，遭遇不公正待遇：噩运不断降临到他的头上：反右、文革首当其冲……但是他一身正气铮铮铁骨，永远不失对党的信念。
三中全会后，他彻底平反重上征程，担任了党委顾问。
一心追寻革命的路
“我18岁就参加了黄埔军校。”说起那段峥嵘岁月，90岁的刘剑鸣老人嗓音洪亮。
1939年，刘剑鸣成了黄埔军校18期的学生。当时日本鬼子的炮火已经笼罩了苏北平原，“国家危亡，匹夫有责”，于是刘剑鸣和一群年轻人参军报效祖国，通过当地县政府的帮助在夜间藏在杀猪桶里渡过阜宁附近的一条大河，偷偷地来到东台三明寺参加了黄埔军校。刘剑鸣被编入步科第六中队。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所有学生都住在庙里，每天只能打地铺，粮食也十分紧张，一天只有一小盆食物，而且日本鬼子一路追杀。他们虽然被迫流亡学习，可是依然刻苦学习和训练。1947年5月，是刘剑鸣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跟随一位朋友冒险奔赴台湾，在朋友的推荐下被安排在21军司令部副官处担任中尉副官。在台湾，刘剑鸣认识了李慧英，两人很快相爱了。1948年初，他忽然接到上级命令，21军要调防苏北，于是，李慧英随着刘剑鸣来到大陆，就在这动乱的烽火岁月里，两人结为伉俪。在之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贤惠的台湾夫人都与其同甘共苦，同舟共济。
时局的变化，使刘剑鸣看清了发展大势，认定***人心尽失，部队不愿打内战，必将彻底失败。通过多年的切身体验，***已经腐败透顶，国家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人民苦不堪言，他不能为了生活而替***继续效劳，于是与“孙文主义同盟”主要负责人丁亚萍取得联系，举起“反帝倒蒋，拯救中国”的大旗，支持参与策反***部队和地方武装起义。
不久，***百万雄师过大江，摧枯拉朽，***部队全部溃逃，刘剑鸣毅然于1949年6月，正式参加人民***。但以后饱受劫难，甚至经受了15年的牢狱之灾，直到1978年彻底平反才苦尽甘来。
虽然刘剑鸣的一生坎坷，起起伏伏，可是他始终是以感恩报德的心情对待党和国家，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和夫人更是全身心扑在对台工作上，呕心沥血，他曾担任天宁区台属联谊会会长13年，团结广大台属，开展对台工作。他也曾参与组建台属企业，当了十年常务董事、董事长，积极引进台资，曾被评为“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先进个人”。他还曾代表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去北京参加“全国黄埔军校第二次代表大会”，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虽未打过仗，却也真豪气
“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稚嫩的中学生。”89岁的黄齐培娓娓道来，他是黄埔军校19期工兵班学员。上海沦陷后，凡经过日寇岗哨的人都必须向日本兵敬礼，“这让我觉得很耻辱，我不想再呆在这个地方了。”年轻的黄齐培于是离开上海，投奔当时在做汽车零件生意的三哥黄敦培，后来他又去了重庆。恰逢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在重庆招生，黄齐培便考入了军校，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1940年9月，黄齐培去军校报到，一进大门，一副楹联映入他的眼帘，“‘升官发财莫入此门，贪生怕死请走别路’，那副楹联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黄齐培被对联中的那种气势震撼了，他突然觉得他这一生就是应该去当兵，奉献在战场。黄齐培被分到了工兵班，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工兵学习生活。他努力学习架桥、爆破等技术，“当时我们的校场附近有一条小河，我们就是在那里学习架桥的。”
很快，黄齐培毕业了。毕业后，他先被分到工兵团当副连长，后来又到第二战区当了一名排长。当时，部队正要开拔去湖南前线打仗，“没想到刚准备开打，日本就投降了。”未能过上打仗瘾的黄齐培只得跟随部队去济南接收日本俘虏。那时，国共内战还未正式打响，他被部队派去马鞍山受训，受训结束后，济南已经解放。黄齐培不想自己人打自己人，便趁着这个机会，回到老家。他重新拿起高中课本，于1950年考上了震旦大学，念到二年级时，院系调整到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黄齐培随之进入口腔系学习。1954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太原铁路中心医院，当时许多上海同学都不愿去那些偏僻遥远的地方，都想留在上海，但他却二话没说，服从分配。用自己精湛的医术为人民服务。
1985年，黄齐培退休回到常州安享晚年。
我是一个好人！
上海郊外响起的隆隆炮声，潘培方知道那炮声是迎接一个新纪元的催生曲。1949年5月的一天夕阳西下的时候，他还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昏暗的办公室里踱步：在这大时代的转变面前，自己何去何从?
潘培方出生在武进青龙一个耕读之家，小学毕业后，他又到上海读完了初高中，回到家乡。1935年，他18岁就当了三河口小学的校长。可一年半后，日寇大举侵略中国，潘培方投笔从戎。
1937年，他来到武汉报考了军事院校成了黄埔军校第15期的学生，随学校到了成都。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他已经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工作。之后，他先后到河南、南京等地，最后到了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任兵要参谋，负责兵力的调配，不久，又调任主管人事的参谋。1948年潘培方调到第一处即参谋处任第一科科长，专管军官人事，后来还负责过兵员补给工作，一直到解放前。这是一个掌握着人事资源的非常重要的岗位，也是一个能够在上海解放关键时刻，发挥重大作用的一个岗位。他在同在警备司令部任机动大队长也是常州同乡、地下党员高莲荪的引导下，潘培方留在大陆，没有去台湾。
两天后，上海解放了。潘培方又重操旧业，到一所中学当老师，走向新生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出力。然而，1954年9月的一天晚上，公安局干警带他到公安局宣布他被逮捕，并宣布判刑5年。这晴天霹雳，惊得老潘目瞪口呆。第二天就被押上铁篷车送往安徽蚌埠，修建水利工程，服刑改造。
在困境中，他更想见到自己的革命引路人高莲荪。但是他不知道的是，高莲荪也在经受着磨难。由于上海杰出的地下斗争领导人潘汉年、杨帆受到迫害，上海隐蔽战线的同志很多都受到牵连，高莲荪也被关起来审查，以后在文革中，更被打成***特务被判死刑，幸亏上海地下党市委负责人之一、当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马存古认为与事实不符，才刀下留人，救了他一条命。
1983年，平反后的潘培方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参加了民革市委的工作，但他一直要找到高莲荪，以证明自己是个好人。2003年6月16日，两位老人终于见面，他大声说：“我是一个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