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今年是温籍著名实业家、诗人黄溯初（黄群）逝世70周年。日前查阅故纸，得知1916年他曾与梁启超从上海秘密出行，历经艰险，转赴云南广西，参与蔡锷等人发起的“护国运动”，还留下了一段亲口讲述的记录，弥足珍贵。
黄溯初口述往事
1915年12月，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接受帝制，南方将领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在云南起义，宣布独立，出兵讨袁，各省纷纷响应，史称护国运动，又称护国战役、护国战争。战争最终以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内外压迫后宣布取消帝制，6月病逝告终，从而再造了共和。
护国运动过去二十年后，1935年12月25日上海《立报》开设“云南起义纪念”专栏，刊登记者对黄溯初的专访报道。报道中，黄溯初忆述当年与蔡锷的老师、梁任公（梁启超）参与护国运动，秘密出行，奔赴云南广西。该文题为《二十年前的今日，黄溯初追述往事》，副题为《和梁任公等秘密出发，终于举起革命的旗帜》《“此去应须各努力，故乡何日得归期”》。
专访全文写道：
今天是云南起义的日子，也是中国革命史迹上一个可以纪念的日子。昨天记者特地去访问参加云南起义革命前辈黄溯初先生，作了一次简单的谈话，承黄先生告诉记者，当时由上海秘密冒险水陆兼程赶上云南，而革命的旗帜，终于也在云南高高地举起来了。
黄先生在离开上海的时候，曾有一封信留给他的朋友，信上曾经引证杜甫的诗：“此去应须各努力，故乡何日得归期”。由这首诗，也可以想见当时黄先生的心境了。黄先生对记者说，近来的民气，实在太消沉，所以这廿年前（民国五年）的“旧事”重说起来，往往多容易使人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因此，黄先生一面讲，一面也现出无限的感慨。
黄先生原籍是浙江永嘉，今年已经是五十三岁的人了。他是一个圆圆的脸，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嘴唇上留着一点黑灰的胡须，谈话的时候，精神非常饱满。
据黄先生说：“我和任公（梁任公）在上海动身那天，因为上海那时候，抓人抓得很利害，所以我们（另外还有二三个人一同走的）在半夜里，偷偷地溜上日本轮船横滨丸，预备乘横滨丸先到香港。那时候，天还下着小雨，景象是凄厉得很。
在轮船里为避免到香港受外国人的检查，所以都换了破旧的西装，改扮成工人的样子，住伙夫们的卧舱里。一到香港，任公换船到广州，我则在江面当中换了船到法属安南（今译越南）的鸿基（今译洪崎）；到了鸿基以后，又转道赴海防。到了海防以后，便可以直接搭车直到云南。可是那时全国骚动，老袁抓人抓得凶极了。……好在我那时还会说几句日本话，所以便领了一张日人的护照，改扮了一个日本人，由海防换火车直达云南……”
于是那热烈兴奋革命的旗帜，就在云南高高地举起来了。
这则报道字数不多，只有700余字，但黄溯初的上述忆述，所描述的与梁启超等秘密出行事件，作为护国运动中的重大史实，可与相关文献资料做比较研究，自有一种当事人“口述史”意义上的独特价值。
梁启超家书印证
1916年三月四日，护国运动战事正酣，梁启超与同人等拟由上海乘日轮横滨丸赴香港，转道广西，支持蔡锷，临行前一日，梁留有家书《与娴儿书》描述了秘密出行之前的险象环生与周密安排，他写道：“此行似冒险，而实万全，勿以为念。本欲令此间眷属即返津，因吾寓左右有侦者四布，忽然尽室而行，彼必踪迹吾所往，恐缘此路上生波，故同人之意谓宜勿动，并所雇之印捕亦仍其旧，待吾到目的地后，有电来乃可他往，故暂仍之。……铺盖亦不带，惟孑身挟两革囊行耳。”
同行的同盟会会员吴贯因在《丙辰从军日记》记述了同行人员与出行路线，称“任公遂偕唐绍慧、汤觉顿、黄孟曦、蓝志先、黄溯初及余”，“黄孟曦则将候道于云南以入四川，黄溯初则将先至云南后入广西……余与蓝志先则拟偕梁任公经（越南）海防以入（广西）南宁”，但这一分头行动的原计划，因为香港军警的严格盘查，临时做了调整，未能按原计划实施。
事实上，此行七人刚一乘船南下，袁世凯次日即通电两广各要隘，要求严查梁启超等人。三月七日，他们抵达香港后，都遭到了当地军警的严格盘查，虽侥幸躲过盘查，但也只能滞留船上，择机行事。为防万一，吴贯因接受了船长的劝告，决定即刻分散行动，“夜十时余遂与志先、孟曦上岸，投宿松原旅馆，惟溯初尚伴梁任公在舟中”。
由于要等待转乘船只，又要尽可能在梁启超不露面的情况下，将其安全送出，一行人冒险滞留在香港。但情况愈发紧急，八日，香港警吏得到各方面报告，仍想搜索梁启超等人。九日，梁启超等人得知，转道越南海防，必须领护照，每一护照缴相片两张，但梁启超若上岸拍照，岂不被察觉。三月十一日，他们找到一张现成护照，就给黄溯初，让他伴梁启超前去。而梁启超在三月八日《与娴儿书》的家书中也提到“吾入安南极不易。因护照须照相，故他人皆可取得，惟我无法取得，故行独难。因尽摒去从者，独黄溯初一人偕耳”。
梁黄偕行至越南
这里矛盾的是，《立报》专访中黄溯初自述两人在香港分手，他转船去了越南洪崎，再转道海防，乘火车到云南；而梁、吴记述中，黄溯初一直伴随梁启超至海防。笔者认为前者应当是记者的误记。
据黄溯初1929年所作《记任公先生民国五年由沪入桂事》，对与梁启超偕行之事有明确记载，细节更为详尽。文中写道：“到港为五年三月初七日，因警吏侦察太严，无法越广州而入梧州，乃不得已分为两组。即任公与溯初于十一日夜，秘密换乘日本三井洋行赴安南洪崎运煤之妙义山丸，为偷渡海防而入桂之计，因在港不能得护照故也。其余五人则先后直接前往梧州，惟洪崎距海防尚有半日之行程，白日偷渡尤为不便，乃由日本驻海防之名誉领事横山君挈眷多人，独赁小轮，托词往游白大龙，朝发海防，经洪崎密载任公、溯初同游，至夜而归。其夜适大雨，故任公等于三月十六日入海防，而警吏竟不之知。”
由此看来，黄梁二人在同抵香港之后，一直是待在横滨丸船上的，直到三月十一日夜，二人才换乘妙义山丸号，抵达越南洪崎（即鸿基）。但“洪崎距海防尚有半日之行程”，遂又乘坐“日本驻海防之名誉领事横山君”的小轮偷渡，十六日入海防。
此次秘密出行，黄梁两人偕行始终，直到十八日才分手各自行动。据1929年黄溯初《与在君兄书》“任公因其在妙义山丸中所著之宣言书等件及他要事，有须与唐蓂赓（唐继尧）接洽者，乃托弟代表之，先赴云南晤唐，并有要电托唐转致松坡（蔡锷），事了即返防，与其共同入桂。故弟即于十七日下午与横山乘原车返（海）防……迨至弟自滇返海防往晤，始知任公已先数日与桂使同乘汽车，由间道而秘密入桂矣。”据此，黄梁二日分手时间当为三月十八日。
综合上述资料，黄溯初早年参加护国运动的史实细节，得以点滴浮现。作为爱国志士，黄溯初千里奔走、操心国事的崇高精神，让后人又多了一份感性认识与史料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