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温州走出了一批蜚声国内外的“名记”，在第19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对他们的敬意，表达对新闻业整体式微，新媒体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仍然坚守阵地、不断创新的温州新闻界朋友的敬意。
去年10月10日，温州中学校庆日。为纪念高中毕业60周年，温中57-4班25名校友，从全国各地聚首鹿城，度过了难忘的两天两夜。这两天，除了参观母校新校区，游览南塘河和楠溪江，还参观了众多的纪念馆、博物馆和名人故居。其中，有一项活动给我们留下了特别难忘的印象——参观设在著名数学家谷超豪故居的温州数学名人馆。这里展出了众多温籍数学家的照片、手稿和著述，一位位创造了为人惊羡的学术成就的数学家，犹如一颗颗耀眼的星辰，构成了一幅数学王国的灿烂星空。人们把温州称为“数学家的摇篮”，确是实至名归。
我们这些年已耄耋的老同学一边参观，一边议论，故乡温州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岂止是数学家的摇篮，也是各行各业杰出人才的摇篮啊！君不见，在温州中学的校史馆里、在《当代温州人物》的大型图书里，从温州走出来的两院院士、现代科学技术的学科带头人、文学家、艺术家，那些著名高校的名教授，那些全国性的研究机构和大型医院的名研名医，又有多少？我想到我一生从事的新闻事业，从温州走出来的名记者名编辑不也是很多吗？人们常把名记者称为“名记”，想起来，长期留在温州或从温州走向全国或海外的“名记”，还真不少呢。
老一辈中最知名的是两位，一位是大陆的赵超构，一位是海外的马星野。
赵超构（1910——1992），文成人。早年就读于温州中学、上海中国公学。1946年参与筹建《新民报》上海版，任总主笔。他在报上开专栏、写杂文，每日一篇，虽篇幅短小，但笔酣墨饱，揭露***的倒行逆施，表达人民群众的愤怒呼喊。1947年5月《新民报》上海版被勒令“永久停刊”。上海解放后，他继续主持《新民报》晚刊工作（后改为《新民晚报》），他提出的“广、短、软”“软中有硬”的办报方针，被新闻界奉为办好晚报的“经典名言”。赵老曾先后被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常委、中国记协副主席。他一生笔耕不辍，撰写了评论、杂文近万篇。《延安一月》是赵老轰动一时的代表作。据老报人回忆，抗战时期，迫于美国压力，蒋介石勉强批准国内外记者赴延安采访，***当局知道赵老耳聋，说的又是难懂的温州话，认为他难以采访。但谁也没想到，回到重庆后，他在晚报上用81天连载长达10万字的通讯《延安一月》，一个真实的延安，让****下的国统区人民大开眼界。1958年他遵循毛主席的嘱咐，到温州访问，写下了几万字的通讯《吾从故乡来》，把近两个月的所见所闻写于笔下，展示了一个游子对故乡的浓浓情意。
赵超构是中国晚报的奠基人，以他命名的赵超构新闻奖是中国晚报界的最高新闻奖。人们一说起中国新闻业特别是晚报业的发展，无不对这位新闻界的泰斗，表达由衷的敬意。
马星野（1909——1991），平阳人。也曾在温州中学就读，后毕业于厦门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上世纪30年代被派往美国密苏里新闻学校深造，回国后，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并筹建新闻系。抗战胜利后，出任《中央日报》社长。1949年去台湾，继任社长。他是民国时期新闻界巨子，中国新闻教育的领军人物。马星野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心系故乡的情怀，晚年曾多次发表怀念故乡亲人和师友的诗文，他的《呈南怀瑾先生谢赠乡味》七绝中云：“拜赠纯鲈乡味长，雁山瓯海土生香，眼前点点思亲泪，欲尝鱼生未忍尝。”浓浓乡愁，溢于言表。
同辈中，也有不少从事新闻工作的，光是1957年从温州中学毕业考入大学新闻系的，除我入北大读新闻外，四位同窗同进复旦新闻系。四人中除马锡骏因海外关系，未进入媒体（马锡骏文采了得，可惜了），其余三人都进入媒体，一生从事新闻工作，并有所成就。他们是：周瑞金、练性乾、郑集强。
周瑞金，平阳人。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解放日报》，先后任评论部主任、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后调入《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博士生导师。1991年主持撰写的皇甫平系列评论，率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新思路，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和好评。这组评论被评为1991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当时我作为中国新闻奖评委，在两轮投票中都给他投了赞成奖），调入《人民日报》后，他分管评论，以冠名“任仲平”的重头评论，均受到高层重视和好评。退休后，他依然笔耕不止，为全面深化改革助力。
练性乾，温州市区人。复旦毕业后，先后任新华社开罗分社记者、坦桑尼亚分社记者和文汇报驻美记者。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回国后出任《海外文摘》副主编，在繁忙的编务同时研读南怀瑾，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南怀瑾著作。
郑集强，苍南人。从复旦毕业后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后调任广电部任总编室副主任、高级编辑。在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撰写了数百篇国际评论，用43种语言向世界各地播出。与练性乾一起，获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在同辈人中，还有两位值得关注。一位是戈悟觉，他是我北大新闻专业的学兄，高我两届。毕业后赴宁夏，任记者、编辑，后出任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1995年秋天，从大西北调回家乡温州，受温州市政府委任，主编《瓯越文化丛书》，共12分册，230万字。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评论、介绍温州历史、人物和文化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工程。
另一位是叶永烈。他和我同年进入北大，虽然读的是化学系，但一生痴迷写作，除了在科普文学方面有重大建树外，中年转向写实文学的创作，每年都有新作问世。他曾经多次讲过“我是一个‘旧闻记者’”，这话又对又不对。说他对，是因为他把创作的重心放在纪实文学，写“旧闻”上，他写过四人帮，写过蒋介石，写过毛泽东、邓小平、陈云，他写的纪实文学作品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书单。说他不对，是因为他既写旧闻，也写新闻，写热点。如苏联解体时，他闯荡俄罗斯；911以后，他赴美国采访；当“非典”发生时，他对“非典”进行反思；当杨利伟上太空之际，他用文字解开了中国航天的秘史。他用自己丰富的采访经历，写了一本50万字的《我的采访笔记》，讲述他写的每本书背后的故事，揭示鲜为人知的秘密。我认为，完全可以把这本书作为记者入门的经典著作来读。
我在翻阅了《温中百年》《高级记者高级编辑名录》等书籍，发现同辈人中“名记”，还有不少。列举如下：
陈汉元，乐清人。1961年从华中师大毕业后进入中央电视台，曾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国电视制作中心副主任。他是我国电视纪录片的领军人物，代表作《话说长江》《话说运河》，被认为是中国电视纪录片、专题片的经典。
陈日，温州市区人。1958年从复旦毕业后进入新华社，曾任国内部主编、高级编辑，从事新闻工作四十多年，撰写过多篇评论、消息、通讯、调查报告。
王会绍，瓯海人。1957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一直在甘肃日报工作，曾任编委，高级编辑，写过大量新闻和评论。
巫金龙，温州市区人。毕业于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后先在北京广播电台工作，1982年调浙江广播电台工作，曾任副台长、副总编、高级编辑。我曾与他在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相识，为他超前的新闻理念和执着的创新精神所倾倒。
在温州本土的新闻人中，“名记”也是不少的。
我最早遇到的是张雪梅，那是1961在大四时，我在浙江日报实习时见到的第一位新闻界领导就是她。她是乐清人，194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她曾任《温州日报》的前身《浙大大众报》总编辑。我在浙报实习时，她是副总编辑。见到我这个小老乡，非常热情，鼓励我好好实习，争取毕业后当一个好记者。她的热情、谦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至今没有忘记。
到新疆后，我几次回家乡探亲，退休后又受聘在东方学院任教，结识了一大批新闻界朋友。他们当中不乏业界翘楚，如温州日报社的历任总编辑吴军、林白、周纪宣、仇德盛，温州电视台前台长沈惠国，温州晚报原总编辑胡方松等。他们中多数人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受过新闻方面的专业教育，但他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不断地努力学习、开拓创新，在主持媒体工作时能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具有较高的学养和较强工作能力，把一个个基层媒体做得风生水起，说他们是“名记”，一点不为过。
以上是我对温州“名记”群体的一个简单素描。地处东南一偶的一个中等城市，能培育出这么多有影响有水平的“名记”，这是温州新闻界的荣耀，也是温州的荣耀。这些年，新闻业整体式微，新媒体飞速发展，年轻记者不断涌入，这一切使中老年记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如何规划好人生的下半场，攀登职业生涯的新高峰，看看温州“名记”走过来的路，也许对我们年轻的新闻记者会有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