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赵乐强 曾任乐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著有诗词集《家山杨梅红了》、散文集《平和的脸色》
赵乐强
对一个时代的评价，可以是大数据、大成就，也可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讲两个小故事。 四十年前，乐清城关和柳市一带吃的面是光面和肉丝面，分别是一角钱和一角五分钱。而清江三鲜面，也是一角五分钱，但有鱼、虾和蟹，比柳市和城关的面好吃多了。我吃到清江三鲜面已是1974年高中毕业17岁的时候了，两地无非三十来里，一碗面却隔着17年。从此这碗面连同清江那个简陋的渡口就留在我的生命影像里了，这并不是这面有什么神奇魔力，而是我对我们这地方的闭塞和四乡八村之间的阻隔的印象太深刻了。
而今各地各式餐饮挤满了我们的大街小巷，连肯德基麦当劳都不远万里来了。 另一个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哥的故事，当年他都三十好几了，从没出过远门。第一回出门在火车上，列车员卖盒饭过来，他递给列车员一块钱，列车员问他他听不懂，他说话列车员也听不懂。列车员伸出三个指头，意思是三角钱一盒，这老兄也不知道列车员什么意思，也伸出三个指头，列车员一声得嘞，腾腾腾便扔给他三个盒饭，从此他落下了“三饭盒”的外号。当年的往事像风一样吹过。如今他孙女在北京的外国语大学教书，祖父当初只会讲方言土语，孙女却成外语教师。这个作为“三饭盒”故事的结尾恰是一段微历史，恰是我们这个急剧变革时代的一个有趣的镜头。
饮食和语言变化是文化上的变化，也是我地几十年来最大的变化之一，这种变化是深层里的变化，人如此地亦如斯。去年3、4月份，我和我的朋友们从北京通州出发，沿京杭大运河徒步南下到杭州，名曰“走读运河”，一路上也顺带着对华北平原和鲁西南及苏北一些乡村进行了考察，知己知彼，百事汇通。千百年来的中国故事有一半都发生在这条大运河上，当年中国最有本事的男人和最漂亮的女人像今天云集在北上广一样云集在运河上，但现在沿运河的乡村却大多仍是一种“半自然经济”形态，商品交换程度和货币化程度都很低，村庄无论大小几乎没有餐饮店，农民们都在自己家里吃饭。 记得那天在德州的四女寺镇，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柳市，这两个天各一方的镇，五百年时空交汇，却是完全不同的两道景象。四女寺是古时运河上的重镇，尤在明清时期，九河汇流，帆樯林立，商贾如云，一等繁华。明朝诗人李攀龙的“千乘旌旗分羽卫，九河春色护楼船”就是写这里的。四女寺如日中天的时候柳市籍籍无名。但时下四女寺却有点冷清，运河北侧的支河岸边，是一个别墅区，看样子才建不久，空荡荡的了无人气，沿河店铺全都关门。灰淡的太阳下，村口的牌坊显得有些落寞和孤寂。而如今的柳市却被誉为“中国电器之都”“浙江综合实力第一强镇”“中国十佳魅力名镇”“中国小康建设十佳镇”。
路上我与朋友们说，1970年代末，土地分到手后，全国大多数地方的农民是急不可待地扑回了土地，四女寺可能也不例外，而柳市的农民则是选择了走出去。这一守一走，两番天地。 柳市自有记载以来，皆默默无名。直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地方工业的落后仍被人讥讽为“乌灯、沓轮、豆腐皀”，电灯很暗，河轮很慢，肥皂像豆腐渣，这就整个乐清而言也大致相同。但千年农耕之地却也是传统生意之乡，它有山区半山区，有沿海，有平原，也算是小的三大板块。它的东西面和南面，非江即海，靠北是山，正是这近乎封闭的地理环境，偏能使这里自成一体。
1990年我在柳市镇当党委书记，有一位老农民给我出过考试题，“你说，五分饼多少钱一个？”“一百元人民币值多少钱？”看似笑话，听似荒诞，其实人家看到的是变化，却是骨子里的生意人的敏感和精明。 一个农民能把农人和商人兼容一体，既会生产东西又会卖东西，这是柳市农民与别地方农民的不同。史上因交通不便，山阻水隔没让他们的脚步迈出去，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把他们捆在了土地上，是改革开放给了他们走出去的机会。这一走，彻底改写了柳市的历史，使它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业小镇似乎一夜之间一跃而成闻名天下的工业强镇，进入了工业社会。
有人说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人，像不像再说，犹太人的财富是走出来的却是事实。其实史上的晋商、徽商也是走出来的。同一个道理，不走就没有柳市的今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地都是急行军，但并不是齐步走的，也是有快有慢，有的走到80年代末就停住了脚步，有的停留在了90年代，有的走到了前面超过国家平均水平20年，柳市属于走在前面的这一类。柳市有什么奥秘？ 这几十年来有很多人关注柳市，研究柳市。
在柳市暨乐清的历史上，贫穷荒凉是其基本色调。较早可见远在东晋时期的谢灵运的诗，他做过永嘉太守，他的《白石岩下径行田》开篇便写：“小邑居易贫，灾年民无生”，贫穷的小县，灾年便民不聊生。永乐《乐清县志》中的一段话也说得很明白：“乐清傍山沿海，土瘠民贫，虽竭力稼穑，仅支一岁之余，或遇水旱，艰食者多。”也不知有过多少次，在乐清出现过“飓风暴雨，拔树漂屋，浮尸蔽川，田禾尽毁”的景象，海水居然可以纵深十几里直抵白石山下，留下一路白花花的海蜇。所以从唐朝修筑第一条海堤开始，经两宋直至二十世纪末，乐清人以自己的艰苦卓绝，以鲜血和生命，从未停止过与大海和各种灾害的抗争。乐清的祖先们是喝着苦水过来的，乐清的历史是先人们历尽磨难、吃苦耐劳、顽强不屈的历史，但恰恰如此，才造就了乐清人忍辱负重、百折不挠、敢于向命运挑战、敢于拼搏、坚忍不拔的精神气慨和人文品质。这一切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这是个需要勇气和精神去开拓的年代——得到了极致的发挥。在外蒙古的乌兰巴托，我的朋友深夜在这里验货装车，天寒地冻，人被冻成冰棍一样，靠当地人把他搓暖和，他发抖的嘴唇里吐出来的话是“我心滚烫着呢”。 如果要说第二个原因，乐清毕竟临海，地虽偏僻但总能熏到一些新风气。上世纪三十年代便有许多青年留学东洋，人数在一百人不止，也有不少人回乡办实业、办教育的。我们也承认，改革开放前的柳市农民，由于天高皇帝远，本来规则意识和社会组织化程度就差一些，当着旧体制摇摇欲坠，新秩序该立未立的时期，他们表现出的是无比的勇敢，没有他们不敢进的门，没有他们不敢订的合同。
我还是举我的一个朋友为例。这朋友吴姓，在家中排行老三，人皆尊称其“三哥”。十六岁时，在岱山打小工，为部队挖船坞，潮水半夜落就得半夜起来干。寒风凛冽，海水翻滚，双手怎么也舍不得从裤兜里掏出来，捧着泥块可是像捧着冰块，脸上全是冻疮。三十年后，他在重庆俨然已成渝上知名企业家，中国社科院的房宁所长问他“当时觉不觉得苦？”他回答说“当然苦”，“那你可以不干呀？”三哥激动地说：“这怎么可能呢？干一个潮工资五角钱，吃一碗面一角五分，到手还有三角五分，有面吃有钱赚还说什么苦？！”这是早期的苦，后来柳市人吃的苦可也是名目繁多，不可胜数。比如同样是外出，河南、安徽等一些地方的人去的是工厂，是建筑工地，一批老乡在一起，至少有张床睡，只不过是地里干活变成工厂干活或工地干活。而柳市人当时可谓是漂泊走天涯，居无定所，早上出门晚上还不知道在哪里落脚。
说温州是被逼出来的，这是事实但仅是部分的真实。心中有梦才是温州人的全部真实，也是柳市得以迅速崛起的内在动力。 以过往的经历看柳市的今日，进入1990年代后，尤其是经过1990年的电器产品“打假”，柳市有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感觉和新勇气，人们又一次走出去，但已不再是离土不离乡，而是去开辟新的天地了。船大了需要更大的码头，他们融入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北上广和更多的大中小城市，这一切像候鸟迁徙似的自然。我想如果把农民进城也作个比喻，像苏南等一些地方，集体企业是条船，载着大家驶向城市的彼岸，或者说像一群蜜蜂，跟着蜂王飞。可柳市甚而整个温州是蜂王满天飞，哪里是鲜花的海洋他们就飞向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