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德
“七七”事变，我国爆发全民抗战时，我还是母亲襁褓中牙牙学语的婴儿。当蹒跚学步时，就听惯了隆隆的敌机盘旋声和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尽管那时我还是不谙世事的孩童，所吃过的苦头却数不清，道不尽。
先说我的家庭，祖辈贫苦出身，老家在宁波慈溪，祖父跟宁商杨正裕，于清光绪年间来温开设“五味和”蜜饯店，是一位老伙计。父亲韩宝仁，年少时跑码头，后成为温州至上海客轮上的水手，收入不菲，靠他一个人养活八口。我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我最小，生活还算过得去。可发生了“八一三”事变，日本人侵占上海后，港口被封锁，客轮停开，父亲失去了工作，也就失去了经济来源。我3岁那年，13岁的大哥就去上海西装店当学徒，10岁的二哥沿街叫卖松糕、油条，后来去浴室替人擦背，三个姐姐因没钱念书，在家帮人家穿雨伞骨、踏冲床、制板刷、敲钉脑等杂活，按件计酬，时有时无，经常断档。原先干家务的母亲也因生活所迫，出去当佣人，一家人忙忙碌碌，仍难得温饱。
我七八岁时，家中无钱供我上学，就与邻居穷孩子结伴到江边码头捡一些能烧火煮饭的小木板、废木料。还经常在严冬腊月里、起早贪黑跑好几里路，到西郊太平岭下寅火柴厂，购买廉价的火柴片，以解决家中“柴仓”。可物价飞涨，无钱购米，经常断炊，过着饱一顿饿一顿，有上顿不知下顿的穷日子，经常吃的是豆腐渣、番薯丝等杂七杂八的食物。而且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寄人篱下，人家说搬就得搬，生活穷困潦倒。父亲说：“就是长大拉黄包车（人力车），也得识几个门牌号码。”于是，从牙缝里省出了点钱，送我去养性小学读书。
生活的艰辛，尚可勉强对付，日本鬼子的骚扰，更令人难以煎熬。从我记事时起，就知道日本飞机丢炸弹。一旦防空警报响起，大人们就赶紧叫我们躲在四方桌下，上面盖上一些破棉被之类，说是可以防炸弹，其实作用甚小。有玻璃窗户的人家还贴上“米”字形的纸条，以防玻璃碎片伤人。记得当时街道还挖掘防空沟，上面盖沙土，敌机来了，可临时躲避一下。我家那时住在朔门一带，离江边码头、仓库不远，那里是轰炸主要目标之一，三番五次地遭轰炸。一次，我偷偷地跑到门口，向天空仰望，只见日机像一只大鸟，在空中盘旋一回，就开始“下蛋”，那炸弹就像“铁汤罐”似的落下来。霎时，就可听到轰隆巨响，江边码头一片大火，吓得我急忙钻到桌子底下，全身直发抖。后来听说，东门码道炸死不少人，那些茶叶、烟草、桐油等准备外运的土特产全被轰毁，许多民房化为废墟，损失数百万元……
抗战期间，温州先后三次沦陷，前两次在1941年与1942年，沦陷时间较短，我年纪尚小，印象不是很深，而第三次是1944年9月9日，我已10岁懂事了。听说日本人又打进来了，是从西边金华开过来的，全城一片惊慌，有钱的人家，乘船大包小包往城外跑，我家贫，拎起几件破衣和棉被，大清早徒步逃难。出城门，过新桥、旸岙，急走慢跑，一直朝西南方向逃，傍晚时分，到了与瑞安交界的桐岭山，暂时在一农户家里安顿下来。那时山里农民也很苦，我们倾尽所有积蓄，仅能买到一些薯丝、咸菜，甚至挖野菜糊口，度日如年，实在难以生存，不得不重返城区。此时，日寇想长期占领，成立了日伪政权。
那时我家仍租在朔门小简巷，在长达9个月的沦陷期内，我以小孩的眼光，耳闻目睹了日寇一桩桩罪行。我家后面的白累德医院（今中心医院）被日军占领后，我经常看见他们在大院内用汽油焚烧战死的日本兵尸体（骨灰送回国），臭气熏天。一次，我家附近有一位姑娘，在光天化日下遭日军强暴后，含辱跳进瓯江自尽；日寇头目曾用指挥刀腰斩过路的磨刀师傅，一刀两断，还残暴地剖杀受奸淫的孕妇。此外，还听说日寇在翠微山脚挖坑，将受伤的抗日将士活埋；在五马街闹市区开设所谓“百乐门”娱乐场，设烟馆，开赌场，办妓院，从精神上毒化鹿城市民。
这一桩桩、一件件日寇暴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我从小就立志：好好学习，努力掌握知识与本领，雪耻国仇家恨。因而我的学习一直名列全班级、全年段之首。时至1945年8月日寇投降时，我刚满10岁，由于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一时还难以恢复，后来又陷入了国共两党的生死决战，我家仍在饥饿线上挣扎。直到温州解放后，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才扬眉吐气过上新生活。父亲后来凭自己的一技之长，参加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支前工作，尤其是渡海解放一江山岛表现突出，战后被上海港运局安排到港口码头负责理货工作，成为国家正式工人，有了稳定的收入。我小学毕业考入了温州二中，初中毕业时被报送到温州师范学校（速师班），后又分配到浙江省丽水林业学校（属林业部）担任专职团干。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使我走上领导岗位。
每当回想起苦难的童年，我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永远不忘国耻，教育子孙后代永远跟党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