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我市瑞安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知识转型、地方/区域文教史，日前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乡国之际：晚清温州府士人与地方知识转型》一书，风土版特刊登内容概述。 ——编者
徐佳贵
在清代前中期约二百年间，温州府士人在科举考试中的成绩一直乏善可陈，与浙北杭、嘉、湖、宁、绍诸府形成鲜明对比。直到1840年代以降，温州瑞安县的孙氏、黄氏家族，利用他们在科举中的偶然成功（连续成进士入翰林），在外发展官绅交谊网络，回乡传播方兴未艾的“经世”思潮，一大表征即是提倡“永嘉之学”，但这在实践中并非复活宋代永嘉学派，而是进行相关乡邦文献的整理刊行和趋于普遍化。
这种地方学风后来也有了多元化的倾向，如孙诒让以朴学见长（与他父叔辈孙衣言、孙锵鸣的学术取向并不一致），另如金晦、陈虬、宋恕等人，与地方相关的学术养成也各有特色。温州在总体上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只是这个时期，地方的学风之盛和科甲之盛也大致成正比，不过这种正比关系主要体现在府属之瑞安县，而非温州府城或府城所在的永嘉县。
温州本身在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1877年成为通商口岸。但温州港的商贸水平，在整个晚清阶段都比较低下，所以交通、邮政之类的因素对于士人言行的影响会更重要。尤其是温州士人主要的赴省乡试路线，从以前跋山涉水的陆路，普遍改成乘轮船至宁波或上海后再折至杭州应试，路程更显便捷，在上海等处滞留、感受新知新潮的机会也较之前显著增多。但交通之变也非单独起作用，而是使原有的人际交往与知识信息流通渠道“旧瓶装新酒”，已传至地方的“经世”之学，由此开始收纳近代西学的内容。这种渠道主要还是建立在中国本国的官场士林以内，至于身至温州的洋人，基本是以更加负面的官员、商人或传教士的面目出现，所以对于西学的认可和对于西人、西方宗教的疏离，就在同一地方的知识精英群体中并存不悖。
1890年代中期以前，清朝官方兴办的新学机构，主要限于天津、上海、京师、福州、广州、武昌等商业或行政中心，这就在无形中对相对边缘之地（包括温州）的士人能动性造成普遍的限制。这一限制终被破除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空前的国耻意识扩大到中心城市以外的边缘地区。具体到温州，这时地方士人在乡也开始兴办一些新学机构，但一般还是有传统知识资源可据的科类，比如算学、农学，才能较顺利地开办，其他如外文、化学等，则会对地方造成很大的困难。而此期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士人办报读报开始普遍化，地方士人就算不离开家乡，新知与接引新知向地方传播也会比从前更加高效。
戊戌政变（1898年）爆发直至《辛丑条约》（1901年）签订，这段时间清朝政局向保守的方向变化，但并不影响浙江省及温州存在异于整个国家的、比较连贯的转型节奏。至20世纪初清廷“新政”阶段，温州府各县兴办学堂，已经是多点开花。和瑞安不同，直到科举停废以前，乐清、平阳等县的科举成绩一直没有什么提高，但在兴学中却表现突出，说明科甲和学风的关联已经进一步松弛。相应地，科举停废的整个过程，也已被很多地方士人看成是水到渠成之事。前后对照，可以说正是从科举中孕育出的反科举的力量，促成了地方从科举制向新式学堂制度的权势转移。
然而，另有一些问题也在持续发酵之中。首先是截止到1905年科举停废以前，温州地方官府的作为，似乎都要落后于地方士人对于地方文教改革的积极性。而到1905年以后，清朝官方循着强国必须强政府的思路，自上而下推动教育行政系统的建立，地方士绅尽管可能自身权益受损，对于这一“体制化”进程却大体是迎合的。问题在于，迎合的结果通常是官方收权力多于尽职责，比如本来温州各属县的办学状况往往要好于温州府城，后来却在官绅的合力推动下，县的资源向府城集中，府城进一步向省城（杭州）集中，至于属县学务，通常就只是官方优先向上集中资源，回头再让地方士人自己设法解决，地方学务争端经此趋势，反而越来越常态化。同时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反而重新开始强化温州这样的边缘府县在华东区域格局内的“边缘性”。
此外，“新政”阶段，地方士人和温州洋人（主要是教会教育系统）也加强了交流，同时地方士人也进一步推动面向中下层民众的普及教育。但和洋人之间，“我族”和“彼族”的认同之别反而更趋明显。而向普通百姓传播新知，塑造近代国民的努力，由于学堂自身的门槛，以及学堂优先为国而非为乡育才的一般认识，往往难合预期，社会各阶层间的差距区隔，反而有了扩大趋势。
“精英化”的新式学堂教育，又造成了什么后果呢？一方面，主持学务的地方士人对于科举停废，多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而未意识到这是自己所在的阶层或所谓中国固有文化的末日。另一方面，年轻的学堂学生也已开始显露“异己”性质。相应的，在1905年新式学制开始确立后，地方士人对于旧的知识文化的眷念反而不断增长，以至对于转型本身的意义开始普遍感到疑虑。以上诸多问题在清朝灭亡后持续深化，终于导致这批晚清地方文教革新的重要推手在民国变革中，开始集体性地被动与消极。
总之，温州士人这样一个近代地方知识转型的过程，在晚清阶段颇具地方能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