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周其仁谈温州：
“雾霾”过后便是晴天
这次来温州演讲后，周其仁说自己第二天还要去龙港调研当地的农民城建设，并和本地学者座谈，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素材。
本报记者 潘颖颖
在本周的温州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业经济联合会（简称市“三会”）银企合力促发展峰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的现身让现场企业家在意外之余又大呼过瘾。
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现场主持人谢浩称周其仁为温州的“老朋友”，周其仁也在演讲的一开始就表示，这次来温州主要是来看看“老朋友”。
周其仁在开场白里说：“在座各位比我对经济形势还要了解。”犹记得上一次他出现在温州发表公开演讲是在2010年，当时的演讲主题是“全球大势与温州机会”，开场的第一句话便是：“温州机会，我实在没有太多发言权。”近三年之后，一头银发的周其仁仍保持一贯的低调谦逊。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阵阵“雾霾”和企业家眼中的焦灼忧虑，周其仁用他特有的理性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并为企业给出经济下行中的出路和机会。
讲形势——
“现在的经济是高位下行”
周其仁表示，中国经济现在的状况有一个大背景，即改革开放打通了发达国家与中国这两个高低不同的“两个海平面”，从而释放了巨大的市场，推进了中国GDP年均近9%的增长率。
他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整体概括起来就是“高位下行”，即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后的下行，这个和单纯的经济防过热或者像日本这样的低位下行都有很大的区别。
高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但是其中也充斥着无数的小问题。他特别提到自己早年在乐清调研时，问当地的企业主为何要生产假冒产品，得到的答案是“没见过真的，真的都被国家垄断了。”他认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把多年捆绑的力量，比如巨大的人力资源释放出来，人均成本低，市场大，使中国出现高位增长。“而且即使是现在，战略机遇期还是没有过。现在我们人均5000美元，发达国家人均4万美元，从人均GDP上还相差8倍，从收入分配看还差10-15倍，仍然存在机会和比较优势。”
讲货币——
资产价格不是温州人炒起来的
周其仁说，中国一开放，利用全球化、利用原来低水平、低成本而把经济发展上去，大量的外贸出口和国内的投资环境吸引大量外资，但是中国对外汇有严格管制，美元到中国花要有结汇，结汇谁结？当时中国政府认为，人民币绝不能对美元升值。央行是唯一的基础货币供应者，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进来1块美元，花8块钱的人民币去买，这是央行付的钱，随之而来是更多的人民币投放到市场。
周其仁指出，钱多了也有钱多的代价。钱在市场上弥漫，一家企业看不出来，加到一起货币的力量就在国内“漫游”。这是开放带来的一个挑战，如果汇率机制是这样运行的，那么开放程度越高国内压力就越大，压力由此压到资产上，房价起来，地价、古董、茶叶价格相继起来，“甚至我在新疆看过有个品种的羊一头要1400万。”
“很多人说这是温州人炒起来的，我觉得这是过奖，如果不是过量的货币，就不会一波接着一波地炒。货币量太大就把物价抬高了。我们的利率又比较死，就会形成负利率，这就意味着谁借钱资产上就会有好处，所以信贷的需求就非常爆。”
周其仁说，资产价格好的时候，负债就不是问题，所以信贷需求就非常旺，加上利率机制滞后，反映不出信贷市场的真实供需。但是，一旦资产价格不往上涨，麻烦就来了。周其仁说，200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虽然是世界性的，但是国内有个内循环，就是过量的流动性，资产价格离谱的往上涨，导致了过高的债务需求，这种债务需求一直埋在我们的经济当中，一旦遇到欧债危机等“骚扰”，就会激化这种矛盾。
讲债务——
要防止“水落石出”
周其仁进而讲到了他的“水落石出”理论。“水”指资产价格、物价指数，而“石”是债务和企业成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须防止‘水落石出’。”
他说，资产价格下来以后，“水位”下来，“石头”也就出来了。第一块石头就是债务，出现了债务通缩的现象。“借100万的时候，因为货币流动性好有通胀，利率很低，所以负债高不是问题。但是等到CPI压住以后，利率实际上是上去了，财务成本加重，这实际上就是债务通缩的形成。财务成本、利息成本、负债成本，对国民经济有一个收紧的影响，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尤其大。”
周其仁指出，水位不能下得太快，不然有系统性风险，代价很大，比如现在地方的负债平台，国企债务，还有一些优质民企都把债务撑到了资产比的上限。所以才会出现鄂尔多斯、温州等局部危机。“温州企业家跟我讲，在这次危机中，是靠多少年的信念顶着。顶着很重要，这口气过不去，中国经济再好跟你没关系。如果一松口一放弃，等到这个坎过去，经济回升了，也就没你的份了。”
讲传统产业——
温州要多几位“Swatch”先生
第二块石头就是成本，这是更复杂的问题。周其仁说，怎么对付成本这块石头？劳动成本上涨，人口红利消失，看起来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这个问题很多国家也碰到过，不单只有中国。
他举例，瑞士的钟表业一直是当地的优势产业，但是由于机械表的成本要大大高于石英表，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受到日本石英表的的严重挑战，知名品牌“Swatch”的创始人就受托为整个行业寻找出路。“由于手工机械表的人工成本非常高，他们改变了原有依靠高级技工的模式，转而借鉴日本石英表的技术，同时将部分零部件批量生产。还有更重要的是重新开发市场。”之后，当地生产商将钟表定位为“时尚品”，并成功引领潮流，最终重新振作。
“在座企业家如果多出几个Swatch先生，温州的产业就有希望。”周其仁告诉企业家们，要想办法把生产力提高到比工资涨得快，这就涉及到创新、工艺、材料、流程、产品、商业模式，需要整个体系的提升和改革。“不要被人工成本上涨吓到，英国、德国、美国仍然在做制造业，他们的成本也很高，但是重心集中在开发、市场等方面。”
多次来温调研，长期关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周其仁还表示，温州不是没有财富，但温州过去却没有把财富很好地聚集起来，进而生成更大的财富前景。他指出，在“十八大”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温州要加快城市化的速度，温州民间也要积极地参与其中，特别是发挥这里特有的企业家精神，温州可以在落后的现状下奋勇直追。
专访石齐平——
温州金改的步子可以迈大些
本报记者 潘颖颖
据说凤凰卫视的几位资深评论员私下都非常亲民、节俭，比如知名评论员何亮亮走下镜头，就经常坐地铁上下班。在市“三会”银企合力促发展峰会上，记者也在凤凰卫视《金石财经》资深评论员、《商业周刊》主笔、香港中文大学及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石齐平身上见到了这样的“传统”。
距离他开讲的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石齐平已经出现在主宴会厅门口了。记者上前一问才知，主办方通知他的时间有点早了，于是石齐平一个人默默退出宴会大厅，找到走廊边的一个空位就随意坐下了，身边没有一个秘书或者助理，也不急于让主办方给他另作安排。“主办方通知我的时间有点早，就在这里先等一会儿。”石齐平对记者说。这和他之后站上讲台时，独具魄力、激情犀利的演讲状态显得反差很大。
当天，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改革的“3.0时代”。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最大任务是扩大内需，而这涉及深层次的改革，不仅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也涉及城镇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只要改革到位，把内需调动起来了，中国经济发展就会前景广阔。
石齐平指出，回顾分析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历程，体制改革是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年均9%以上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当下中国经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传统增长模式日趋式微，瓶颈凸显，温州民营经济近两年的风云起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需要在体制上实施全面的改革，以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寻求可持续的、均衡的、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
只有将具体经济工作和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才能彻底转变过去依赖“三驾马车”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也许增速并不快、但却是更为稳定的可持续增长轨道。“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大，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气氛与环境，中国出现了改革最佳机遇期。只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取得老百姓的支持，就能将改革持续下去。”
在峰会主旨演讲开始前的空档，石齐平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以下为实录：
■记者：去年以来，包括温州在内的国内多个地方开始金融改革试点，您最期待哪个部分的内容？
石齐平：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市场上的价格由供需来决定，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目前国内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都已经形成活络的价格机制，相对而言，土地市场和资金市场就较为滞后，其中资金市场的完善就需要金融领域的改革，资金的价格也应该一步步放开。
利率受到限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融资上会受到不对等的对待。只有市场化才能消除这种歧视，资金才能走到最合理最需要的地方，甚至国企改革都与此相关。
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银行也要开放，这两个是配套的。金融产业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产业，金改虽然没办法全国一盘棋，但开放民资进入金融机构这个是可以，比如香港的银行金融机构就有大量的私人资本。但是政府在金融领域的监管要做好，制定好规则体系，控制好银行的经营风险。
■记者：当下不少民营企业遇到一些困难，在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石齐平：政府的职能是什么？我认为，首先要开一条路，把行业这条路打通，让民营企业有路可走。比如一些垄断领域应该放开，让企业有转型的空间。
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尤其需要政府外部型的服务，通过政府的服务，满足民营企业的人才需求、技术研发等，此外还包括在政策上给出更多优惠和鼓励。该管的就管，不该管的就不要管，政府对自身的职能、定位要有认识，进行思想解放。我也想对困境中的中小企业说，秉持一种传统的发展理念，努力创新，以理智、踏实、坚持的态度经营，我相信在未来发展中一定能转危为机。
■记者：您是否关注过温州的金融改革，有什么建议？
石齐平：在利率低于CPI的情况下，负利率产生，长此以往，就造成价格扭曲和严重的资源错配，大量的资金通过不正常的渠道方式，流到‘金钱游戏’中去，最终酿成部分区域的民间借贷危机。所以说，利率的市场化运作是金融改革的核心。
金融政策上，可以专门针对民营企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给予选择性、定向性的政策宽松；中央政府也可以提高思想灵活度，例如成立中小企业银行、成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以国家扮演担保公司的角色，效仿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为中小企业提供第三方融资担保。具体到温州来说，金改是温州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机遇。金改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