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张春校、沈智毅、张宏敏编著，温州市委宣传部、外宣办、温州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出版的《温州籍传媒人物谱》一书，正式上架，与各界读者见面。
回首百年，温州籍传媒人栉风沐雨，奋笔疾书，为中华崛起而奔走，为唤醒民众而呐喊，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
《温州籍传媒人物谱》一书汇集了70多位传媒出版人物的精彩人生。“历观先贤及前辈们的事迹，我们深有感触！”《温州籍传媒人物谱》的编者们认为，老一辈学人志士忠贞爱国的思想，舍生取义的气概，睿智坚韧的品质，果敢卓然的探索，会直接影响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编写这本书，既是为温州出版传媒界留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也为年轻人处事做人提供楷模，“有必要，也有意义”。
悦然
整理乡邦文献
发扬广大永嘉之学
温州早期的传媒出版人物，多继承清代浙江学者关心地方文献的传统，以整理乡邦文献为己任，在辑录校理地方文献史料方面有重大贡献。而弘扬光大“永嘉学”的心念，在温州传媒文化界则一直绵延至今。
我们可以先从孙衣言看起。
孙衣言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进士。毕生致力于阐述永嘉之学，搜集遗佚文献编成《永嘉集》74卷，校刻《永嘉丛书》13种；收录乡哲遗文轶事，编有《永嘉学案》及《瓯海轶闻》58卷。
在他的影响下，弟弟锵鸣、次子诒让均以全力发扬永嘉之学。孙诒让更是从13岁起即开始著书，编撰有《温州经籍志》《温州建制沿革表》《温州古甓记》，校集《永嘉郡记》，参加编写光绪《永嘉县志》，协助编辑《永嘉丛书》，还收集了大量地方碑刻拓本。对温州地方文献的搜集和史事的整理倾注了心血，为后人研究温州地方历史文化提供了便利。
秉承孙诒让的治学精神，孙诒让的学生刘绍宽又在编纂《平阳县志》、组织瓯风社创办《瓯风》的过程中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为了取得详实的平阳地方志资料，刘绍宽和同事们曾“扁舟载书具笔砚，遍历各乡河流，穷源竟委”，采访态度可谓认真。1933年11月20日，为光大“永嘉故有学术”，包括刘绍宽在内的当时温州各县学界名宿一起创办了瓯风社，并确定刊行《瓯风杂志》，这本杂志由陈谧为总编辑，梅冷生、宋慈抱、孙延钊、夏承焘等人为编辑，全年12期，温州、上海、南京等均有发售，各界好评如潮，《浙江省图书馆馆刊》评论道：“快读一过，辙觉内容美富，诚不负东南文物旧邦。”
《瓯风杂志》办了两年，后因种种原因停刊。然而自2010年起，经温州传媒文化界同心同力，由温州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策划中心策划的《瓯风》新刊重新开始出版。《瓯风》新刊专注于历史文化，图文并茂，目前已经出到了第四集。
创办报刊
通古今中外学术
时间再回到清朝末年，此刻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觉醒的温籍知识分子在主张革新之余，睁眼看世界，无论是创办人文还是科技报刊，兼介绍中西学术，提倡学术争鸣，力图通过传播新知富国强民。其中，有着“东瓯三杰”之称的陈虬、陈黻宸、宋恕，就是这些先行者中的代表人物。
陈虬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19世纪末，他首创了中国高校最早的科技学报《利济学堂报》，借此传播新思想。《利济学堂报》以中医为特色，同时涉及时政、农学、天文学、数学，当时参与报馆编辑出版者多达50余人。《利济学堂报》也是温州近代首家报纸，自创报之日起，它就根据读者的不同兴趣，按分析线二次汇编装订了八种不同的专辑，从而形成独特的出版样式。
与陈虬有着密切交往的陈黻宸一生有过两次办报经历，这两次办报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于中国的思想界和新闻史都具有重大影响。第一次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黻宸在上海担任了《新世界学报》主编，宣传变法改良。《新世界学报》办报宗旨是“以通古今中外学术为目的”。陈黻宸亲自为报纸撰稿，发表过《独史》《辟天荒》等有重大影响的文章。这张报纸在国内30多个城市均有发行，在日本新加坡美国香港均有销售。后因陈黻宸考中进士被授户部主事而停办。
陈黻宸的第二次办报是在温州。1913年初，为了“振作国民精神，鼓吹共和政体”，陈黻宸在温州创办《东瓯日报》，这张报纸是温州第一家真正意义的新闻日报，被称为温州新闻报业的“开山鼻祖”。
而在陈黻宸开始办报之前，他的挚友宋恕就在杭州参与了《经世报》的运转。《经世报》1897年在杭州创刊，是杭州近代第一份综合性新闻报纸，其宗旨为依托古制，言政言教，宣传救亡图存，介绍中外新知识。宋恕在《经世报》上发表多篇政论。
也就是在《经世报》创刊这一年，温州另一位传媒人物黄庆澄开始着手筹措数学专业杂志《算学报》，这在近代中国又是一个首创。黄庆澄少时师从孙诒让、金晦等大家，后又结交“东瓯三杰”，他们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以及革新启蒙的思想，深深影响了黄庆澄的学识和志向。
黄庆澄主撰的《算学报》介绍算术、代数和几何等方面的内容，他还将《算学报》分期刊出的专题汇编印成单行本，单独发行。比如《算学启蒙》《算学初阶》《比例新术》《几何浅释》等，成为自学者的良师益友，开一代学习新风，这不仅是近代教育史上的大事，在温州地区更是形成了普遍重视数学教育和开展数学活动的风气。
反独裁反侵略
青年学生笔做刀枪
“佞臣媚敌，要港见夺；政府窳败，信用尽失……存亡与共，岂容坐视！”这样文风犀利的言论，发表在由温籍传媒人陈仲陶和郑振铎于1919年共同创办的《救国讲演周刊》上。
那时，清廷的统治虽然由辛亥革命终结，但革命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等人窃取，中国外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瓜分,内没有实现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国家的民主统一，包括温籍传媒人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再次投入到反独裁反侵略的斗争之中。
苏渊雷就是在抗战爆发南京撤退前夕接编《抗日周报》的,爱国名士沈钧儒是这份周报的前任社长。抗战胜利后，苏渊雷一度兼任《****》主笔，写了《论简政》《为参政会诸公进一解》等政论文，呼吁民主，反对内战。这段时间里，他还为进步报纸《新民报》撰写专栏。
比苏渊雷小八岁的胡景瑊，亦没有错过这场救国洪流。18岁在温州中学读书时，他主编了校刊《明天》，宣传抗日救亡。抗战爆发后，胡景瑊参与组织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领导该团积极开展战时地方服务工作。当时的《战时导报》《动态》《联合》《生线》《女战士》《游击》《战时商人》等刊物上论述战时形势的文章几乎都出自他之手。抗战胜利后，胡景瑊调任浙南特委宣传部宣教科长，1946年他参与创办了《浙南月刊》《新民主》半月刊及《时事周刊》。《时事周刊》后改为《浙南大众报》，即《温州日报》前身。
而说到《浙南大众报》，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女性传媒人——张雪梅。随着救国理念的勃兴，纤纤女子也勇敢地跨出闺阁，加入革命队伍，在当时以硬朗的男性为主力的救亡群体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1944年，高中毕业的张雪梅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乐清学生抗日救亡工作队，成为一名女游击队员。游击队艰苦的生活磨练了她的意志，枪林弹雨中她愈发坚强和成熟。1953年6月，年仅30岁的张雪梅奉调《浙南大众报》担任总编辑。在她主持工作近六年半的时间里，要求每个记者、编辑注意做到：多用农民口语，不反对板起面孔说教。对记者、编辑有两条基本要求：一是定期轮流下乡蹲点，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倾听农民呼声；二是重要稿件请农民审查，读给农民听，农民听不懂，重写。
“文革”后，张雪梅作为《浙江日报》分管人事的党委副书记、副总编，把增加工资的机会让出，一时传为佳话。她手提小饭盒自带午饭、多年步行上班的身影，深深印在人们心间。
投身社会事务
和平年代各展其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事业在探索中向前发展。
温籍传媒人赵超构主持上海《新民报》晚刊工作，1956年在《新民报》的改版中提出那句著名的口号：“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两年后，《新民报》晚刊改名《新民晚报》，销售量日增。1961年，《新民晚报》日销数已达30余万份。
1982年，在“文革”中停刊的《新民晚报》复刊。再次担任社长的赵超构已经73岁。他在《复刊的话》中写道，《新民晚报》要做“穿梭穿行于寻常百姓家的燕子”，“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跟千家万户同结善缘”。复刊当天，报纸发行量即达58万份。
不久前去世的南怀瑾先生，不仅熟习国学，也是一位积极入世的传媒人物。1971年，他决定办杂志。认为“文章千古事，文字的流传比讲演广，该做就马上做，借钱也要做”。同年4月，《人文世界》第一期出刊，南怀瑾亲自撰写创刊词。此外，南怀瑾还创立了“老古出版社”，出版发行《知见》杂志。
温籍传媒人中，不仅有南怀瑾这样的人文学者，还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比如：编著、译著出版过几百本美术书籍的画家平野；战地艺术家、曾任《华东战士画报》副主编的杨涵；196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连环画报》主编的孟庆江等。
其中，《连环画报》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于1973年复刊的。它帮助画家们的许多连环画（包括插图类作品）具有了并行于文学，甚至超越文学内容“独立成篇”的审美水平，进而扶植了众多连环画艺术家。孟庆江不仅是报刊的工作人员，也成为报刊造就的画家之一。他的连环画《伟哉中华》以历史发展为脉络，由110多组事件和人物组成，被专家称为“画史巨著”，现被制成高2.4米、长1500米的浮雕墙展现在北京中华文化园，供中外游客欣赏。
不过，孟庆江最为自豪的还是自己身怀“百艺”的绝技：打鼓、说唱鼓词、吹唢呐、吹长号、糊风筝灯笼、拉二胡、玩雕刻、划龙船、做提线木偶……样样做得来，玩得精。这应该说是他小时候在鹿城东门三十间混迹于民间艺人之中、耳濡目染的结果。
回顾自己的工作、生活，孟庆江曾感叹：生命短暂，所以很珍贵。这辈子活得怎样？质量如何？因人而异。“对我来说，只要我为事业，为社会努力了，付出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充实，有成就感，有满足感。”
——这应该也是众多传媒人共同的心声。
(本文图片选自《温州籍传媒人物谱》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