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改革，时至今日，已走过八个月。有焦灼，也有期盼。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德荣曾说过，改革的成功，要靠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与有序参与。中央对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对温州先行先试的信任以及各部委的给力支持，是我们坚强的靠山，而温州这方土地上的人民与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温州精神，是最大的动力之源。
温州人的创新意识，更多出自民间的草根阶层，特别在经济领域诞生的一个个“第一”。这些年，温州人的创新意识和冒险胆略正逐渐淡化，此次金改，与其说是给温州民间资本一条合理流动的渠道，倒不如说它给了温州模式和温州形象一次重塑的机会。现在，我们应当正视这个机遇，让草根的颠覆力量，破土而出。
本报记者 黄之宏
接通电话，方培林并不在温州。那头的他，有些忙碌，这段时间他频频去上海。
半年多前，他在接受采访时言辞恳切，“时不我待，快去农村开‘小贷’”。
他是民间金融改革的急先锋，被视为“民间金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过去30年里，他似乎从没有放过推进民间金融的每一次机会。
1984年9月29日，三十而立的方培林放着医院稳定的工作不做，在老家苍南县钱库镇方家老宅门前挂出“方兴钱庄”招牌。这是新中国第一家、也是迄今唯一一家由私人开办的金融机构，也是方培林“金融梦”的起点。
2000年，《担保法》司法解释出台，温州市政府出台相关文件鼓励民资开担保公司。年近半百的方培林在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再次闻风而动，创办了温州首家担保公司，依旧用的“方兴”，与当年的钱庄同名。而且他抓住《担保法》第三人介入，由“本人”到“他人”的一字突破，拓展了质押履约担保业务。
2008年，嗅觉敏锐的方培林再次捕捉到新的可能性，这一次，他追逐的对象是小贷公司。“许多人冲着办银行去办小贷，这恰恰是中央在诱惑我们，目的就是鼓励大家办小贷公司；就像我们跟小男孩说，你乖一点，长大了那个女孩子就给你当老婆。”在方培林看来，这是地下金融转正的良机，然而后来的规定提高了门槛，他最终被踢出局。
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方培林已经花甲之年，温州金改可能是他此生能够把握的最后一次机会。今年4月，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在温州主办“高峰论坛——探路温州金融改革”，方培林不失时机发言，他指出的改革的突破口仍是小贷公司：要放宽限制，让百姓去办小贷公司。
时隔7个月，人们期待方培林早该做点什么了吧。
然而，这次他却“安静”了。他说自己在做实业，对媒体否认现在忙碌的事，与此前心心念念的金融有关。
这位30年民间“金融梦”的逐梦者，而今却似乎不知自己该梦归何处。
回首过去的逐梦史，外人看来他屡屡踩线、屡被叫停、屡试屡“败”，但方培林心里对自己却另有看法：“也许是巧合，也许，我在推动改革。”
1984年他办方兴钱庄，银行的人第二天上门抗议，后来是在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的力挺下，他在方兴钱庄前打出“温州试验区”的牌子。方培林记得曾经中央有两个人过来调研，扬言“回去之后给中央打报告，不让你个人办银行”。
2000年他办保险公司，2005年推出了所谓的“四方得益业务”，2007年国家关于第三方存单质押贷款出了相关批示。
“1984年我不做，1987年你文件就不会出来。我做了你出来说明我引起你重视了。”方培林说，个人办银行的路子走不通，合作途径才探出头来，这就是后来的股份制银行；他在金融担保领域的尝试也是如此。
并不夸大地说，至少他的每一步尝试，他都在向着民间“金融梦”更近一步。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在温州金改中步伐如此沉重，他真的止步不前了吗？
温州金改获批后，方培林曾在各种场合透露自己的小贷计划。
如果每个村镇都有一两家小贷公司，实行备案制而非限制数额、抬高门槛成为富人俱乐部，那么民间借贷就能阳光化、公开化；如果充分多的小贷公司形成竞争，贷款利率经过市场调节就会降下来；如果各地小贷公司形成信息互通的网络，甚至形成行业协会，借贷风险能降低……
“农村小贷公司最容易上马，最容易放开。半年内，所有村镇都搞一两家，钱库金乡都搞一两家，民间借贷就规范了。” 他指着文件说，中央对发起人、数量都没限制，便是充分让民资进入。“这也是我的主张。应该全面放开小额放贷公司，让家家户户的钱都拿出来，越多越好，满足市场需要，平抑民间借贷利率。”他直言不讳。
但梦想与现实总有差距。温州上报待批的金改实施细则——《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显示，今年新增小额贷款公司30家，2013年总数达100家，实现都市功能区和中心镇全覆盖。这一数字在方培林看来不是鼓励，而是限制，“按我的想法，起码3个月内设1200家，每个乡镇在3家以上，才能真起作用。”
当再提起他所关切的“小贷”，他在电话那头说：“政府还是在积极推进。”
“那么你呢？你有什么新动作，新进展呢？”
电话那头，稍沉默了。
温州金改之初，方培林对破冰曾充满期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常常感慨当年：“早年的改革是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中央层面比较谨慎。现在倒过来，中央政策放开，希望你大干，到了地方却总是出现各式各样的束缚。”
“想当年，没有国家政策，地方干部揣着乌纱帽帮我们做事。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胆子越来越小--中央有热情，到了地方，往往求稳有余、创新不足。”
时隔7个月，他似乎也慢慢“修正”了自己的某种“成见”：“我越来越理解他们的难处，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陷入两难：放开不行，硬管也不行。”
这看上去矛盾却不无妥协的说法，折射出的，正民间资本探路正规金融的尴尬：左冲右突，始终不得其门而入，民间金融至今仍以灰色之姿在体外苦苦徘徊。
方培林式的困境其实随处可见。
10多家温州商会希望抱团组建温州现代商业控股银行、8家温州金融设备企业欲发起组建“行业银行”并递交报告，曾在1986年创办全国最早股份合作制信用社——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的杨嘉兴等人递交办民营银行的“申办报告”，结果，都是泥牛入海。
“30多年，别的都迈出了两步，金融只往前挪了半步”。
方兴未艾、方兴难艾，方兴莫艾。花甲之年的他，并不会放弃独特的思考，始终以他的姿态解读着“温州金融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