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即将看到这样一群人——
他们是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甘肃大禹节水集团董事长王栋……这34位十八大代表的另一个身份是，“民营企业家”。近年来，随着非公经济在经济全局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这个领域越来越多的佼佼者出现在5年一度的党的盛会上。
他们与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金融系统的高管一起，组成了一个业绩优秀、道德优良、信仰坚定的“红色企业家”方阵。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的不完全统计，经选举诞生的2270名党代表中，有145位企业负责人代表，其中111位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金融系统、34位来自各省市的民营企业单位(不包括一线工人代表)。这些“红色企业家”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走向的重要力量。
约111位代表来自国企、国有金融机构
据《中国经济周刊》不完全统计，加上从地方选举出来的央企系统十八大代表，包括主要负责人代表和一线工人代表，整个中央企业系统(在京及地方)产生的十八大代表总规模逾百人，这将是影响中国未来5年经济政策走向的重要力量之一。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中央金融系统共选举产生42名十八大代表。其中，四大国有银行的负责人——来自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肖钢、行长李礼辉 ，来自工商银行的董事长姜建清、行长杨凯生，来自建设银行的董事长王洪章、行长张建国，来自农业银行的董事长蒋超良、行长张云全部当选。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的不完全统计，约有111位来自中央或地方国有企业及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代表参加党的十八大。
毫无疑问，对于国企、国有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而言，当选党代表成为其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荣耀之一，同时也是对其职业生涯的肯定。而他们中的佼佼者，还有可能“更进一步”。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2002年举行的党的十六大选出中央委员198名，中央候补委员158名。其中，20位来自大型央企、金融机构和地方国企的负责人成为中央候补委员，而时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的张庆伟，和时任中石化总经理、党组书记的李毅中当选中央委员。
2007年举行的党的十七大选出中央委员204名，中央候补委员167名，同样有20位中央候补委员来自大型央企、金融机构和地方国企。时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的张庆伟，和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则当选中央委员。
“更进一步”与企业地位有关
据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介绍，央企负责人的特殊政治地位有其历史沿革。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大多前身是原国务院的有关部委，或国家部委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例如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前身是国家核工业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前身是第六机械工业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前身是航空航天工业部，中石油的前身是石油工业部等。
“原来的这些部长都是正部级、中央委员，后来转变为央企之后，虽说取消了行政级别，但仍享有部级或副部级待遇，经营的资产也相当庞大，旗下的员工上百万，掌握着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是民营企业无法比拟的。”
自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后，国企改制10年至今，央企表现出了较强的盈利能力，利润水平从2002年的2405亿元增至2010年的8489亿元。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很多已跻身世界500强，成为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
张希贤分析，这是央企高管进入权力中心圈的重要基础。
“在选拔的时候，基本上是根据这些人所在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大多数时候，企业负责人在党内担任职务的大小是与企业本身的重要性直接关联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这在党内也曾引起过争论。”张希贤说，这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高薪和掌权两者是否应该兼得，央企高管拿了高薪是否还应入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根据国资委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央企业一把手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平均是税前58万元。相比同级别的政府官员，这个收入要高出许多来。
此外，一些地方大国企的负责人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连任十六届、十七届两届中央候补委员，春兰集团首席执行官陶建幸亦曾连任中共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这两人均来自中国近年来发展最快、市场竞争最激烈的家用电器企业。
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担任中央候补委员或中央委员。
民企的红色简史：从7个到34个
据公开报道，中组部已于2011年底完成了对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的人事考察，其候选人资格由全国工商联提名。
在2012年3月21日召开的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梁稳根作为湖南省唯一的企业代表受邀参加，受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接见。多年以来，这位民营企业老板对中共表现出了极高的热忱。2004年入党之后，梁稳根发出感慨称：把党的事业和三一事业融为了一体，三一才真正找到了方向！他的办公室设在三一集团的“党委楼”里，作为湖南省党员人数最多的民营企业，三一集团共有党员5400余人，11位董事中有7位党员，下设59个党支部。据称，在集团中高层的会议上，梁稳根遇见新面孔便会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历届党代会上，来自民营企业的党代表，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甚或有成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可能，有赖于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企业家自身的信仰追求。
“这是莫大的光荣！”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兴奋地说。他曾经是十七大代表，再次当选，“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也很激动，内心充满期待。这是他第一次成为党代表。他的父亲、中国新农村建设最杰出的带头人、江苏省华西村前党委书记吴仁宝多次当选党代表。如今，吴协恩接过了衣钵。
在兴奋与激动之余，周海江、吴协恩都感觉责任更大了。他们很珍惜这难得的荣耀。
曾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的民营经济非常疲弱。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营经济得以复苏并逐步发展。
更大的转变发生在1992年。是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非公经济在中国蓬勃发展，并在国民经济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也渐渐地激发了民营企业家们参政议政的热情，他们参与角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真正的突破源于2001年7月1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民营企业主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承认了他们劳动者的身份，要求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党章作出修改，把党章中党员发展对象里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虽未明确指出民营企业主可以入党，但大会通过的报告列举了因社会变革而出现的社会阶层中，民营企业主成为六大新社会阶层之一。
而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森达集团董事长朱相桂、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综艺集团董事长昝圣达、浙江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重庆南方集团董事长孙甚林、广东金潮集团董事长刘思荣等7位民营企业家，在党章作出修改之前，便以十六大代表的身份代表这一社会新阶层的先进分子率先亮相。
2007年，在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方案中要求，“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简称“双新组织”。民营企业家代表于是成为“双新组织”代表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年，梁稳根、周海江、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等17位民营企业家当选十七大代表。
2012年，党的十八大，这一阵容扩大到了34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