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去采访的时候，我们的初衷原是要讲述我们国家的一部分，那个神秘的、我们无从进入的社会，也就是“华人社会”。后来我们发现，看着他们，就好像在哈哈镜里看我们自己。我们仍是镜中反射出的形象，但却瘫软、懒惰、自弃，恐惧一切。而在我们面前的华人却拥有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活力和勇气，有着我们在黑白影片里那健壮和敏捷的身影。这些，在一开始，让我们感觉不舒服。看着他们更换城市、更换工作、改变生活，而我们只知道换新型手机……抹去尴尬，我们意识到我们应该做的是去尝试了解他们。
超常的执着
作为引子，我们先介绍下意大利华人的移民情况：20世纪80年代2000人，1996年3万人，2000年6万，2008年15万，这只是合法居民的记录。在意大利的华人中，十个有九个是浙江人，他们的方言千差万别，不过大多数人说他们讲的是温州话，而他们也入乡随俗地起了意大利名字。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华人都是从餐馆、店铺做起的；每天24小时的生意，极度的劳累。来自温州的张家也是如此。丈夫卢卡今年40岁，1990年，他的姐姐给他付了来意大利的机票，他就来了。刚开始在厨房工作，每天13个小时连续洗盘子，干了一年，终于适应，于是接来妻子伊拉利亚和两个孩子。“那时候，我每月挣60万里拉（约合310欧元），光房租就要40万（约合207欧元），我和妻子马上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多么疯狂的事。”于是，他们加倍干活。丈夫日夜在厨房里工作，妻子在家里缝制领带，顺便带孩子，可是孩子们在身边跑来跑去，他们认为浪费不少工作时间。于是，妻子决定去别人家里做清洁，每天下午，把3岁和4岁的两个孩子独自留在家中：“每每孩子们对我说：‘妈妈，你别走，我们害怕。’我能怎么办？如果我不去挣钱，我们吃什么。”多年后，伊拉利亚仍然叹息道。
别无选择，他们付出一切代价。即便在心底知道，作出牺牲并非总是件好事。真正的战役是张家夫妇的事业取得一个大跃进时。那是1997年，他们终于在米兰市中心开了一家餐厅。他们欣喜若狂地获得了一张一周七天营业的执照。一年365天营业，从早上10点到夜里1点，天天如此。整整五年，父母和子女只有在晚饭时才能见上一面。“快6点的时候，孩子们离开家，手牵手来到餐馆，我们一起吃晚饭，吃完饭，他们回家，我们开始招待客人。”现在他们的一切似乎都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卖掉了餐馆，买了家商店；工作少了，星期天可以跟朋友聊聊天，或到市中心散散步；孩子们在学习，似乎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只是偶尔，伊拉利亚会担心，越来越意大利化的孩子们，无法再回到温州融入当地生活。
张家的故事是华人当中一个普通的故事。24岁的杰来自文成县大峃镇，大学毕业后将在米兰当工程师，他至今还记得9岁时自己刚到意大利住“阁楼”的情形：从早上9点一直到半夜，妈妈在全都没有窗户的阴暗陋室里缝制衣服，像蚂蚁一样辛劳，他只能在胶水、皮革、缝纫机中间跑来跑去，累了就在缝纫机上空搭出的床上睡觉。就是在这样的艰辛中，一家人的生活得以改变，孩子们得到更好的发展。
意大利人往往不可思议于：华人何以在短短几年内，就能从初来时的穷困潦倒变得能够自主创业。在我们搜集华人成功的第一手资料时，我们发现任何故事最后都概括成：超常的、近乎病态到极限的牺牲精神。他们在意大利的发家模式，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先打苦工还清出国的费用，然后依靠几年的辛苦积蓄，结合乡土关系为网络的借贷模式，自主创业，做老板。
勇敢的灵活
对华人来说，意大利很小，他们随时准备背上行囊更换城市。海（音译）现在住在梅斯特雷，但他在意大利的头八年，走了很多地方：一年在博洛尼亚（Bologna），两年在米兰，然后在佩鲁贾待了一年，罗马四年。林建易的父母20年前跟四个兄弟姐妹合伙开了第一家餐馆，后来散伙各自开业，他随父母四处迁徙，哪里生意好就去哪里。
第一代华人移民到处都去，根据个人的需要和地区的大趋势。“经常，他们的孩子刚融入班级，突然就走了。”位于罗马中国人居住区的马宁（Manin）中学的老师如是说。
王易群，34岁，七年前从罗马移居到偏远的意大利东北部卡萨阔巴，现在他有一个厂房，20名工人，主要替阿玛尼生产牛仔裤。他曾经和他的兄弟们在罗马有一个生意兴隆的餐馆。“那个餐馆很大，生意也特别好。然后媒体说中国虾里面有种什么东西，几天后餐馆就没人来了。”等了几个月，情况没有好转，他们毅然把餐馆卖给意大利披萨店：“我们花了5亿里拉（约合26万欧元）买的，三年后1亿里拉（约合5.2万欧元）就卖了。”
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商业曲折故事，但在困难中顽强的华人体现出自己的优点——依靠关系网和他们超强的应变能力，失败一年后，三兄弟在几千公里外东山再起：老大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开酒吧，老二在特内里费岛有个餐馆，易群开服装厂。他认为，灵活性是中国工厂的秘诀：“需要的时候，我们没有下班时间。”我们问他，为什么他和他的同乡能如此灵活。他说：“很简单，行动就是了。”我们想难住他，就说不稳定会影响孩子们的成长。不过他说：“孩子们会很快适应，我侄子的西班牙语说得棒极了。”
他们依靠天生的商业敏锐和勤劳在意大利获得了成功。根据意大利商会联盟的统计，华人在意大利的外国居民中占5%，但7个外国企业中有1个是中国人的，并且最近5年以154%的速度增长。徐秋林，40多岁，来自温州，他创办了时装品牌吉佩尔（Giupel），是第一个进入意大利工业协会的中国企业家。他曾经在餐馆打过工，后来学会缝制衣服和皮革，转战于佛罗伦萨、佩鲁贾和普拉托。之后开始给贝纳通和许多著名意大利时装公司加工，疯狂地工作，拼命地攒钱。十年后，他拿着钱，想着怎样能赚到更多的钱。他在意大利服装行业独创了根据不同人种的特长，把工作分割开来的公司——意大利人负责设计和市场营销，中国人负责缝制衣服，并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然而当中国人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成功，意大利人开始对他们产生敌意，认为他们从自己手里夺走了面包，即便知道他们是用汗水换得的面包。
不同于父辈的第二代
先上学，再上班，照理应是如此，但对普拉托的华人小孩来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在普拉托的达蒂尼学校——这所刚刚跟温州的一所职业学校结盟的学校，有80名华人学生，我们听到老师们说：“华人小孩经常早上犯困，趴在桌子上睡觉，后来才知道，他们前一天晚上帮父母做皮包。”但是，当意大利工会联盟的人员到学校讲有关利用未成年做工的话题时，一个四年级女孩鼓起勇气反驳说，她下午有帮父母干活，但这不是利用，“我看到他们累了，我只是想帮助他们。”即便他们上课偶尔会打瞌睡，但在老师们眼中，这些长着杏仁眼的华人小孩非常优秀，守纪律，爱学习，尤其是数学特别好。不过，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并不好，原因是“他们的家庭没有参与教育”。
在意大利的年轻一代中，很多人都经历过像杰一样的“阁楼”生活，完成了从狄更斯描写的底层生活到全球化的跨越。他们有很多面：即使生活在富裕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同样非常辛劳；他们的理念有时候靠近意大利文化，另一些又靠近中国文化；他们付出非凡的努力，想融入意大利社会，但东方人的面孔有时候又让他们被排挤……
春丽离开温州时只有九岁，他的父亲靠非法移民到玻利维亚，然后经过葡萄牙，到达罗马，合法后把家人接到意大利。上世纪90年代跟妻子在海边向晒太阳的意大利人兜售打火机、折叠伞、虎牌清凉油，现在春丽在米兰商学院企业经济专业读三年级。林建易，他两岁随父母来到意大利，在不断的迁徙当中，现在他刚从计算机专业毕业，打算攻读米兰理工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的博士。还有小罗，今年25岁，他同样跟随父母来到意大利，在米兰读完中学、职业学校和两年的经济。现在他已经拥有五家企业——三家在意大利，两家在中国。而他的妈妈在做鞋，爸爸在做泳衣生意。他知道自己不同于父母：“你们意大利人只看见中国人在萨勒匹路及其周边（中国城）活动，但我们年轻人早就超出了这个范围。我们再也不会掉进廉价劳动的陷阱，现在我们明白了，头脑比劳累更重要。”他一边跟我们交谈，一边接着电话，交谈使用意大利语、普通话、浙江方言。“作为中国人，我有做生意的天性，还有很强的责任感。而米兰教给我市场的价值和如何劳心：未来不属于那些在厂房里辛苦劳作的人们，而是那些把意大利商品带到中国市场的人。”
这些年轻的第二代明显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与当地社会融合得更好。虽然今天他们或许正在重新考虑是否返回祖国——毕竟他们离开的祖国日渐强大，成为闪亮的经济主角，而身处的这个国家的人们，仍然用怀疑的目光看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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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托是欧洲著名的纺织品集散地，95%的纺织批发企业已被华人并购，其中大部分为温商。随着“温州模式”在当地的崛起，温州小吃、温州特产、温州风俗在普拉托随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