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声和
一部方志（又称“地方志”），是一个地方地情的总括。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地方发展的脉络和历史文化底蕴。温州文化人历来重视方志的编修、整理、出版工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心心念念着方志的编撰，甚至为此衣带渐宽终不悔——
孙诒让
将“零珪”“断璧”
集成瑰宝
孙诒让，瑞安人，清末著名教育家、经学家，被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他对温州地方文献做了几件大事：一是辑佚校集《永嘉郡记》，二是撰写《温州经籍志》，三是搜罗温州先贤遗著，四是协助校勘《永嘉丛书》，五是撰写《温州古甓记》，六是校补《东瓯金石志》。其中，《永嘉郡记》是南朝刘宋时期郑缉之所撰，是温州第一部地方志，孙诒让称它是“吾乡图牒，斯其权舆”。这部书在南北朝时传播甚广，影响深远，可惜“自唐以来，久无传帙”，幸好《太平寰宇记》等书曾征引，因而能部分地保存下来。
孙诒让像大海捞针一样，在古籍的海洋里搜索，“捃摭群籍，重为桴辑”，得佚文51条，其中叙山有10条，叙水有12条，物产（乡亭、人物传闻）29条。对这些条目，孙诒让一一加以校核、考证、补订、汇集成册，并撰写了《书〈校集郑缉之永嘉郡记〉后》一文。而后又论证，写下了《〈永嘉郡记集本〉跋》和《书〈校集郑缉之永嘉郡记〉前》二文，对校集本又作了补充和说明。此后，他又怕以前图经所载的沿革表不严谨，于是博稽往籍，将此制作成《温州建置沿革表》。这之后，文史工作者多加引用，成为珍贵的资料书。
孙诒让在《书〈校集郑缉之永嘉郡记〉后》中说到，吾郡本来文献留存就不多，谈到地理时，多以明以来的地志俗书作为征信，如果想求宋、元的旧籍已经是渺不可得了。《永嘉郡记》这部志书远出于齐梁以前，就是“零珪、断璧，无非瑰宝，是非留心地理者所珍贵哉！”所以说，孙诒让所校集《永嘉郡记》，是将“零珪、断璧”集成瑰宝，让我们从齐梁以前的经籍中找到更确切的有关温州的史料。他先后写了四篇论著，对《永嘉郡记》加以说明，这对温州地方志的贡献巨大。
林鹗父子
十八年潜心修著
泰顺志书
前不久，笔者出差泰顺，竟然在宾馆里读到了清同治年间编纂的《泰顺同治分疆录》，爱不释手。这部志书不是官修，是泰顺本地文化人林鹗、林用霖父子的私家著述，读来让人觉得朴素真实。虽然泰顺建县至今只有560年，这部志书却追溯记录了泰顺千余年的历史。
泰顺建县于明景泰三年（1452），与瑞安和平阳有历史的渊源，卷一《原始》条：“瑞平之分为泰顺也，事在前明景泰三年……余寇悉平，……孙公以二乡地广民稀，岭峻林密，虑终为盗区，乃于景泰三年奏准分疆设县，立治罗阳。至嘉靖始为之城，此泰顺有县之缘起也。”这将泰顺建县时间和起源说得很清楚。
泰顺历史上曾进行过八次修编县志。明代三次修县志，现仅崇祯六年编的《泰顺志》有流传，收藏在浙江大学图书馆，是残本（全书共8卷，仅存前5卷）。清代有过四次编修县志，前三次为官方行为，第四次为民间行为（即《分疆录》）。官方的三次分别在康熙十二年、康熙二十年和雍正七年。时至如今，康熙十二年《泰顺志》已经失传，康熙二十年《泰顺志》据说在国家图书馆里有收藏。而雍正七年《泰顺志》虽有流传，不过修得匆忙，质量不佳，孙诒让在《温州经籍志》中评价：“采摭既为疏略，又复无义例。”因此，《泰顺同治分疆录》相对来说是较好的一部志书。
温州明清各地的县志，很多是由告老回乡的官员编撰的，如编纂《乾隆平阳县志》的张南英，编纂明代平阳、乐清等地县志的侯一元等。《泰顺同治分疆录》编纂者林鹗，1793年出生于泰顺司前镇里光村一个书香之家。先后担任过广西学使、瑞安孙锵鸣的幕僚和兰溪县学训导等。晚年，他放弃了直隶州州判的任命，告老还乡，做起了《泰顺同治分疆录》的编纂工作。
1860年，林鹗开始编修《泰顺同治分疆录》时，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为了确保志书准确翔实，林鹗的足迹踏遍全县的山山水水，订正补述历次所修旧志中有关疆界、溪流源头、流经路线、出口入海等欠缺，他广收县境内各姓族谱，同时奔赴瑞安、平阳、温州市区，甚至外省一些地方，收集记载泰顺人事的各种文献资料，然后条分缕析加以甄别考证。可想而知，在那个年代，简陋的条件下，修志不仅仅靠个人的兴趣，完全凭借着毅力坚持下来。
1874年，82岁的林鹗离开人世后，他的儿子林用霖继承父志，继续编纂县志。四年后，他终于完成了《泰顺同治分疆录》的续编工作，并付梓刊行。这也成就了温州地方志修志史上父子同修的一段佳话。
刘绍宽
修成温州唯一的
民国县志
刘绍宽，温州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史学家，早年游学孙诒让门下，曾协助孙诒让创建“温处学务分处”，后接任温州府中学堂监督。1917年，又接任省立第十中学校校长，并著有《厚庄诗文抄》、《厚庄诗文续集》、《厚庄日记》等。他编修的《平阳县志》，是温州民国时期唯一的县志，填补了辛亥革命以后温州志书的空白。
这部志书于1915年开始修编，辛亥革命之后，平阳文化人鉴于“民国肇兴，政制骤变……皇然惧志之旷阙，日久典章湮废，益难为理”，开始着力编修。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的编纂经费，利用了1913年禁烟罚款的部分节余。
这部民国《平阳县志》被专家称为“近代地方志中佳本之一”。开始曾聘请江西宜黄符璋为总纂，而实际上却是副纂者刘绍宽总其事。志书共98卷，篇幅比乾隆《平阳县志》增益三分之二。此志有“四善”：一、体例之善，如并物产于食货，盐法别为一卷；又山水皆实叙，不规抚禹经班志；二、搜罗之善，如宋章慰《劾韩促胄疏》国史失载，此从宗谱补出；三、考据之善，统志、省府志有沿误者，随条辨明；四、叙述之善，师法马、班，人物志多合数人家世行谊。这部志书保持旧志固有格局，但在科学性、实用性上有所改进，特别着眼于民生疾苦。
刘绍宽先生对此志付出了十年心血。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编纂《神教志》，两天中就寻访了26座寺庙，“阅史书，抄碑谒。”还亲自到瑞安玉海楼、宁波天一阁、上海和南京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古籍，专门在杭州的文澜阁就抄下了200多部书。刘先生编纂志书的严谨与艰辛可想而知。
张宗祥先生在序《平阳县志》中说了一句中肯的话：“非刘君则无此《志》也。”家乡父老也以8个字概括了这个浩大的文化工程“费时十年，耗银十万”，这部志书已经成为国内民国时期的一部名志书。
蒋叔南
追幽访古编纂
《雁荡山志》
山志，是方志的主要种类之一。文化名山雁荡山历史上曾经多次修志，但最有参考价值和最有特色的，则是乐清蒋叔南重修的《雁荡山志》。
蒋叔南，乐清大荆人，民国时期知名旅行家，他一生致力于扩大雁荡山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不仅维护古迹文物，改善交通条件，并且精心编印摄影集、地图、导游册等，为雁荡山的经营开发作出了很大贡献。
《雁荡山志》重修于1919年至1924年，历时五年，他在自序中写道：“爱之山之雄奇……虽曰重修，实同创作。”说明他对于雁荡山的地理、景观、物产与人文方面，是在前志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的勘查发现和纠错补遗的工作。
蒋叔南还是有心人，他深知风景名胜的名人效应，邀请了康有为、林琴南、黄宾鸿、黄炎培、陈叔通等人来雁荡山，为山撰联题诗和绘画，而这部山志的序言就是康有为写的。康氏写的序实为美文，他将雁荡山的景色描绘得如此神奇：“问斤竹之涧，逾马鞍之岭，听龙湫之瀑，登雁湖之巅，入灵峰之奥，千岩万壑，竞秀争流……”康有为对蒋叔南编纂的《雁荡山志》高度评价：“据灵岩以为室，视雁荡以为家，凿山修道，种树筑桥以便交通，又缒幽访古成雁荡山志，以惠游者。有蒋叔南乎！雁荡之胜，当大布露，而天台不能比数矣！”
黄溯初
赞助重刊
《西天目祖山志》
笔者为编纂《雁荡山志》事宜，前不久去临安考察，发现温州乡贤黄溯初曾经资助重刊了《西天目祖山志》，该山志共有8卷，温州图书馆古籍部有藏。而且封面有黄溯初手迹：“敬赠温州图书馆 黄群 十七年七月。”
黄群，字溯初，不但是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藏书家，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实业家，他是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温师院的创始人之一，曾经整理刊印了地方文献丛书《敬乡楼丛书》，使永嘉乡贤学术著作得以继存。
1926年正月，黄溯初邀请吴璧华、刘放园、董子芸等友人一起，从上海出发前往杭州等地游览。他们先经杭州，后到临安，先游东天目山，后到西天目山。当他们到了禅源寺时，就向住持索要山志观看。住持说，“山志版存沪廛，久毁于火，今寺中所存仅有一部。重版乏费，绝版堪虞。所望有发宏愿而谋再镌者，则名山之幸也。”听到老住持的话语，黄溯初思考之后，“爰复于住持，愿以此自任。”认真地答应了住持的恳求，决定赞助重新刊印这部名山志。数月后，当这部书印成时，黄溯初还为之作序。
他在序中说，“山水之传，赖乎志乘。前人苦心纂辑，以之诏示后人。使后人任其失传，而不复为之计，是不特山灵之所恫，抑亦觇国者之所笑也。”由于他的慷慨和善举，使西天目山这部山志免遭绝版，从中也可以看出温州乡贤重视方志的编修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