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北京中华书局责任编辑孟庆媛寄来陈植锷著《北宋文化史述论》一书。接到装帧精美，散发着墨香的《北宋文化史述论》，我喜出望外，激动不已，为温州出了像陈植锷这样以博雅弘辨之才，泽惠士林的学人而深感庆幸。
《北宋文化史述论》是陈植锷的学术代表作，是他披星戴月，呕心沥血数载撰写而成，字数达45万字。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它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此书以“宋学”为核心，深入探讨了宋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发展的各个阶段，揭示了宋学若干重大主题和以议论精神为主的宋学基本精神，论述了宋学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等北宋文化各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展现了北宋社会文化中无所不在的宋学及其时代精神。著名宋史名家、陈植锷的博士生导师邓广铭教授在书的《序引》中指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然而近年以来，不论是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或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对于宋代的文化，大都只是作一般性的概述，而没有人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因此，我们在此就不妨说，有之，自陈植锷先生的这篇《北宋文化史述论》始。
陈植锷先生写作这篇论文的全过程，我知道得比较详细。从其取材方面来说，他的确是当得起博览群书这句话的。而这里所说的群书，既包括古代人所有与此课题有关的著述，不管其属于经史子集的哪一部类；也包括近代以至现代人的有关著作，不论其为域内或域外的，一概广泛阅读参考。这自然使他的眼界开阔，思路畅达，不至囿于一偏之见，发生片面的毛病。也因此，他在文内所发的议论便比较鲜明、新颖，而无人云亦云的抄说雷同之弊。作者的思考力强，文字表达能力也强，所以，他的这篇论文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颇有可读性的。既然这篇论文具有开创性，既然就中随处可以发现作者的独到之见，在这些独到见解当中，便难免有不能立即获得公认者。
导师的评价是公允的，也是有高度的。陈植锷博通文史，淹贯群书，此书在宏大的文化史架构之下，细致耐读的考证随处可见。既是宋史研究的典范之作，又可作为了解宋代文化的入门读物，给我们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然而，今天的年轻人，对陈植锷也许是一个遥远、模糊的存在，而对于上了年纪的温州人则是亲切的存在。1977年陈植锷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成为高考恢复后第一位考取北大的温州人，轰动温州城乡，记得那天我也是以羡慕的目光看着他的名字。不过，那时我无缘谋面陈植锷，后来从马津龙口中知道了许多，并推荐采写陈植锷。他与马津龙是温州中学的同窗挚友，俩人心心相印，交往甚密。喜欢唐诗的马津龙，对这位老同学十分敬佩，有时会用李白的《赠汪伦》比喻与陈植锷的情谊。记得他在一篇写他喜欢吃面的文章中，也写到读温中时，深夜俩人翻墙到校外面摊吃面的细节。也是他为我联系上远在英国伦敦留学工作的陈植锷的独女陈丹，完成了采写任务。
陈植锷，1947年8月出生于永强沙村（今龙湾区海滨街道沙村）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小学从当地沙村小学毕业，初中毕业于海滨中学，均为免费入学。高中毕业于温州第一中学。曾经在龙湾区海滨中学任教。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仅读一年半，便提前报考读研究生，并以优异成绩考取杭州大学（今属浙江大学）中文系唐宋诗词专业，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浙江省委党校任教。1984年又考取北京大学博士生，师从著名史家邓广铭治宋代史，198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到杭州大学（今属浙江大学）任教。1991年被日本筑波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并东去访问研究。1992年4月回国，任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与韩国研究所教授。1994年2月28日，因病在杭州去世，享年46岁。
英年早逝的陈植锷是位非常了不起的学人。他进北大读一年级，第一次交上的作业，竟是一篇五六万字的长篇论文，同学得知后震惊不已。他在听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课时，讲到诗歌平仄问题，他有异议，不同意老师的说法，后来把《崔颢〈黄鹤楼〉和唐人七律》一文送给王先生批阅，王先生不但不生气，而是喜出望外，称赞他是位好学生，并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天津师院学报》发表。陈植锷从考取北大，一直到1994年患病去世的十多年中，他写出了二百多万字的论著。这十几年，他像古罗马的角斗士那样奋力冲杀，把毅力、精力、智力全部调动起来，真是拼命啊！落得了英年早逝。
在女儿眼中，父亲更是世上最伟大最无私的父亲。她回忆说，不论在北京读书还是在东京执教，他都忘不了给母亲写信，给我买儿童文学书等，而且还不顾路途遥远，以他羸弱的身体扛着带回送给我。至今家中还有一张他和一位日本学者在北大的合影，手里提的是一个崭新的书包和风筝，那是他送给我的礼物。睹物思人，天人相隔，悲切涌现心头。
在北大老同学眼中，陈植锷是班级“三老”之一，这既指年龄稍长，也指学问功底较好。他个头儿不是很高、却走路步频快、说话语速快。平日里，除了上课就是泡图书馆，通常都是图书馆关闭才回宿舍。由于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老师们也是第一次上课，无论是教还是学，都极为投入，不同专业的同学也时常串课旁听。课后常常向老师提问求教，见识眼光超越同学，对研究充满激情，勤奋、踏实、刻苦，当然这也有可能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若假以天年，先生的成就定斐然。
2017年12月30日，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召开纪念陈植锷教授70周年诞辰学术座谈会，陈植锷教授的同学、朋友、学生、同事等与会，其中有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包伟民教授等。与会者一致认为，陈先生文史兼通，是新时期国内宋代文化与唐宋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
陈植锷在浙江省委党校、杭州大学等曾经主讲中国通史、唐宋诗词、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文化史、古典文献等多门课程，指导国内外研究生多名。他的学术成果曾受同行专家很高的赞誉。温州籍著名宋史专家徐规先生，称他为“近世不可多得之人才，惜英年早逝，乃文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特别是《北宋文化史述论》，堪称典范之作。因此，纪念座谈会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老师范学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老师古丽巍等，向中华书局推荐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重版。可是，陈植锷因病去世多年，连他的遗孀周秀蓉也于2002年因车祸身亡。中华书局策划出版《北宋文化史述论》时却无法联系到版权人。
2018年1月3日，孟庆媛在网上检索到《温州都市报》有采访陈植锷的女儿的访谈。于是联系温州几家报社，仍为无着落。孟庆媛突然想起她有一位温州朋友汤元宋，正在北大历史系读博士后。于是便托他打听。果不其然两小时后，找到了我，也就找到了陈植锷的女儿陈丹。
好书稿成了香饽饽。当时有两三家出版社竞争出版《北宋文化史述论》。由于陈植锷早年有几种古籍整理作品曾在中华书局出版，女儿陈丹理解父亲，说，她父亲一直喜欢中华书局的书。于是当年1月中旬便敲定了合同。一年之后，《北宋文化史述论》出版。
《北宋文化史述论》出版了，想到了陈植锷，也引出了这些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