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国鹰
他1938年入党、40多年里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曾任民进北京市副主委。他严格遵照党组织的指示，默默隐藏自己的党员身份，即使饱受屈辱和责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就是温籍革命先辈余之介。近日，洞头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余之介文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部近30万字的综合性文集，辑入了余之介的自传、政论杂文、史地专著等作品，收录了他的战友、同事、亲属的回忆文章，真实再现了这位上世纪二十年代投身革命，后来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共产党员革命的一生。
今年是余之介诞辰110周年。《余之介文集》的出版发行，是家乡人民对他最好的纪念。
中学时期，就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余之介，1907年出生于洞头北岙村，字审之，号志介。后为避反动势力追捕，改名践，字之介。后一直以之介行世。
余之介出身贫苦。祖父原籍乐清，逃荒到洞头，50多岁才有了儿子，可不久自己即病故。余之介父亲进药店当学徒，自学中草药知识，上山采草药以维持生计，家境十分穷困。余之介居长，下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年幼的小弟和两个妹妹在贫病交迫下相继夭殇。他10岁入药铺做学徒，因不堪店老板虐待而离店，一面帮父亲采药、做家务，一面刻苦自学，后免费入小学做插班生。16岁时他考入官费的浙江第十师范学校（今温州中学）。
在十师求学期间，余之介阅读革命书籍、进步报刊，深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参加了温州学生界救国会，追随温州学生运动领导人蔡雄等人，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其间还曾奉命返乡开展渔民运动，包围警署，驱逐污吏，民选开明士绅担任乡长。“四一二”事变后，他遭到反动当局通缉，流徙外乡，在嘉善、上海等地从事教师、编辑工作，虽然常常失业，衣食难以为继，仍坚持继续从事民主进步的斗争。
1938年，在抗击日寇入侵、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余之介正式成为中共党员。
抗战期间，余之介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上海教育界人民救国会”“生活教育社”等进步社会团体，担任组织宣传工作，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上海沦陷后，在原来的救国会组织被迫解散的恶劣境况下，他仍在自己任教的上海工部局小学发动爱国教职员工，组成“上海市小学界同人进修会”，继续开展斗争。1942年之后，他奉组织之命，与一批战友撤退到桂林、重庆等地，投入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斗争中，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宣传抗日、民主，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返回上海。
加入民进会，成为马叙伦的得力助手
1946年春，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由于余之介长期工作在教育、文化战线，与民主促进会的领导和著名人士多有接触，建立了信任和友谊，所以奉组织之命，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先任候补理事、理事，后被选为中央委员。作为马叙伦的得力助手，余之介按照上海地下党的布置，团结会内人士，利用各种方式，展开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在民主促进会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举行反内战群众示威大游行等重大斗争中，他都发挥了作用。
1946年5月至1947年初，余之介在任上海培成女中教务长、光华大学附中舍务主任期间，兼编辑《文汇报》的教育副刊《教育阵地》。在短短9个月中，《教育阵地》出刊39期，他亲自操刀及以多个笔名撰写的战斗杂文多达30篇，几乎每期一篇。他在发刊词中写道：“让我们教师和青年学生站在一条线上，以战斗的精神来建立新的自由民主的教育。”针对反动当局把教育作为党化宣传的工具、学校实行军管化警管化、迫害甚至杀戮进步青年学生、进步教师被无故解聘等独裁行为，予以猛烈抨击。
1947年春，上海职业界、教育界在地下党领导下，在南京路劝工大楼举行争民主反独裁示威大会，邀请郭沫若、邓初民莅会演讲。大会刚刚开始，大批特务就冲击会场，守护在劝工楼大门口的群众挺身阻拦，与特务发生搏斗，情况十分危急。大会主席团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安排余之介和另一同志护送郭沫若、邓初民从大楼后门撤离。特务大打出手，生活教育社的一位成员不幸牺牲，多名与会人员受伤。而郭、邓二老则在余之介两人的一路护卫下，安全抵家，免遭毒手。
余之介与郭沫若等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在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7年4月余之介结婚时，郭沫若和黄炎培、沈钧儒、叶圣陶等专程赴贺。郭沫若以新人夫妇“均从事教育，志同道合，结为佳偶”有感，特书《桃李花秾》以祝：“君植李，我植桃，桃李花秾春正好。坐春风，席春草，不愿门墙高，只愿蹊径少，春申江上乐淘淘。”
因为不能公开的身份，饱受屈辱和打击
新中国成立后，余之介先后在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部任部长办公室主任秘书、高教处副处长等职。1958年后，他又兼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北京市副主委，两年后转为驻会专职副主委。
当时正是“反右”运动之后，不少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批判，划为右派，许多人对到民主党派机关工作心有余悸。但余之介还是服从党组织的决定，离开自己熟悉且热爱的教育工作，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他积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团结促进会的知识分子，向党组织反映他们的要求和建议。他根据形势的需要和民主促进会的实际，要求会员们加强自我改造，坚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信念。他首先加强了民进市委委员的学习，召开定期的学习会。委员们大多兼职，学习会就安排在晚上7点，由于讨论热烈，结束时常常到10点钟。余之介的家住在西城，而办公地在东城，上下班的路上要换三次车，晚上学习后乘公交车到家时总在11点以后；有时错过末班车，还得步行回家。之前，余之介因长期在贫困危险的环境下从事地下工作，积劳成疾，曾于1949年摘除左肾，身体虚弱，60岁不到便用上了拐杖。而北京冬季的深夜，地冻天寒，他因此患了支气管炎，后来逐渐加重，演变为肺气肿。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工作，有时身体实在不行，就在家里、病床边召集会议，研究工作。
后来的政治运动中，统战工作被认为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遭到全盘否定。民主党派机关首当其冲遭受冲击，余之介被夺了权，靠边站，“造反派”先批判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罪名升级，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勒令天天来机关“交代”问题写检讨，即使是生病吃药也不放过。后来，“造反派”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余之介可能是中共党员的风声，旋即贴出大字报，揭发他是“假共产党员”“脱党分子”，是“冒充共产党员隐藏在民主党派内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不但贴在民进北京市委机关内部，还贴到他住的教育部宿舍的大门口，甚至房门上，批斗也随之升级。
对于共产党员这一神圣称号，余之介十分珍惜，但是要不要公开，却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极左思想影响，非党人士不如共产党员提拔快，对此，他很坦然；孩子长大了，觉得父亲不是党员不光彩，他对孩子说：“革命的需要是多样的，有时在党外更能为党工作。”政治运动中，学校讲出身，孩子因此不能参加“红卫兵”，不能外出串联，不能得到毛主席的检阅，回家来难免有情绪，他默默忍受。如今，面对“造反派” 的诘难，他考虑的不是个人处境，而是担心党的秘密被泄露。在批斗会上，他平静地回答，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也从来没有冒充共产党员，只是民主促进会的一个老会员。批斗会结束后回家，他马上写了两封信，由妻子吴锦璋分别送给周总理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反映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有可能被泄露的情况。鉴于当时的斗争形势，组织上没有同意他公开真实身份。余之介无条件服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正确的评价，民主党派机关相继恢复工作。在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和支持下，1978年2月，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成立临时领导小组，余之介是七人领导成员之一。他不计较自己曾遭受的心灵创伤和身体折磨，义无反顾地投入促进会的恢复工作。怎奈这时他的身体已十分衰弱，他撑着病体坚持，遗憾的是，他没能坚持到民进北京市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于1979年3月辞世。
1980年3月，在余之介逝世一周年之际，党组织公开了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她的家人立即在他的骨灰盒上重刻了“共产党员”四个红字，并覆盖上一面党旗。人们这才知道，余之介，这个老资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的领导人，统一战线的卫士，竟然是有着41年党龄的忠诚坚定的中共党员！
这部文集的出版，前后长达15年时间
余之介的名字，对于大多数温州人来说，是陌生的。而《余之介文集》从资料搜集到编辑出版，长达将近15年时间。
大约是2002年前后，我在洞头县人大常委会任职。温州市图书馆地方文献部的卢礼阳给我通了个信息：“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原专职副主委余之介，是你们洞头人，已经去世。他的儿子余三乐给市馆寄来了一批资料，你要不要来看看？”
听到“余之介”这三个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生也晚，对县城北岙街道后街余姓人家早年有人投身革命的事，略有耳闻，却未知其详。我之前在县政协担任副主席时分管过文史资料工作，深感洞头历史文化史料的缺乏，如今得悉这样的好事，当然要去看看。
当时看到的余之介资料，有他的一份自述、一部专著和一些政论文章，虽不多，已足可窥知他革命的一生，很有史料价值。我复印了一部分，回来后转交给了县政协负责文史资料工作的杨志林副主席。杨志林是搞地方志工作的，也认为这些资料很宝贵，提出再予以补充，列为选题，争取出版专集。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此事久久没能落实。
2014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后期，洞头县决定筹建洞头“红色印迹馆”，作为对全县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已经退休的我，被聘为展馆布陈顾问。当研究到展馆第一厅洞头解放斗争历史的陈列内容时，我想到了余之介。这位1938年入党、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贡献的革命先辈，应该在家乡的革命斗争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啊！这，也算是对他的资料迟迟没能成集的些微弥补吧。于是，在展馆布陈讨论会上，我把余之介的革命经历做了简要的介绍，建议入展。后来，我到市图书馆挑选了余之介的照片、书信复印件、专著书影等，制作成了一个专板。
“红色印迹馆”展出后，各方面反映很好，余之介的事迹也为许多人所了解。县政协经过研究决定，继续尽量多地收集余之介的资料，作为洞头文史资料专辑，予以出版。县政协主席叶国胜亲自主抓，统筹全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接下来，事情的进展就顺利了。卢礼阳作为温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继续鼎力相助，不但热心地联系余之介的亲属征集资料，还主动查找、提供馆藏的相关材料。余之介的长公子余三乐先生，在捐赠大批资料之后，又不辞劳累，多方搜寻，找到了珍贵的照片和罕见的余之介著作单行本。他们两人还对文集的编辑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建议。余之介的手稿、剪报，因时隔六七十年，一些地方出现脱落、损坏、字迹不清的情况，而且使用的是繁体字、旧式标点，打字店不愿接手。政协机关从秘书长到文史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几乎全体动员，打字的打字，校对的校对，复核的复核，大家都为编好文集尽心尽力。由于我是洞头最早接触余之介资料的，又是政协老文史工作者，被区政协聘为文集的特邀主编。而我，也有心尽十多年前未尽之责，为文集的出版出绵薄之力。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余之介文集》终于顺利出版。这位为党的统一战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的战士，将永远为家乡人民铭记和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