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霞
“……男有心来女有心，哪怕那山高水又深。约定在夕阳西下会，有心人对有心人……”
那天，温州瓯剧研究院送戏下乡，我也应好朋友之约，傍晚时分赶至永嘉县碧莲镇应界坑村文化礼堂时，温州乱弹《双下山》刚刚咿呀开场。
戏台下黑压压的村民们秩序井然地坐在条凳上看戏。见到我们几个外来者，前排村民友善地挪出中间座位让我们坐下一起观看。
舞台上，一架孤山，一座寺庙，一轮圆月，营造出一个红尘之外的清冷世界。年少出家的小僧和小尼各自过着青灯古佛的生活，冷寂又单调，他们终于不甘空门寂苦，双双逃下山来。途中，稚气未脱的小僧巧遇情窦初开的小尼。两人口中念念不忘“阿弥陀佛”，不敢看对方一眼。他们本已分开，各自登程，但僧与尼两个动作又使得戏剧情节得以进展，且越来越有趣味：小僧转身觑视，小尼回视。这两个细小动作透露了两人的不舍，他们故意停转，小僧暗自夸赞小尼容貌美丽，主动调戏、追逐，小尼心生情愫，欲拒还迎地试探、躲闪。动情的双眸，煽情的戏言，潸然的泪水……一声“优尼”，小僧唤出躲在一旁的小尼……僧尼之间一番言语戏谑，为演员提供了充分的动作和表演空间。本地话、普通话掺杂的吐词念白，使俗语和雅言融为一体，达到了化雅为俗、化俗为雅、化俗为奇的艺术审美境界。演员优美的身段，高昂质朴的唱腔以及一系列舞台动作，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下山前，小僧除了唱词表意之外，还身背着观众以袖遮脸，斜步上场，欣赏大自然景色时手舞足蹈，决定下山时不断转佛珠等一系列程式和技巧动作，特别是下山后“和尚背尼姑过河”的喜剧性动作，更增添了戏剧的表现力，增强了戏剧的可观赏性，令看戏的我们时而捧腹，时而啼笑皆非。
《双下山》中的小僧与小尼冲破佛门戒律，追求自由恋爱，表现感情率直、直接，不说教，也不讨论道德伦理，只是从人最基本的情感需求出发，为情和爱唱赞歌，在天理与人欲的选择中，出于人类本性的情和欲占据优势地位，充分体现人性化特征，观众始终被浓郁的尚情氛围所笼罩。如果说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西厢记》是情和欲雅文化圈之体现和反映的话，温州乱弹《双下山》则可以视作俗文化圈产物。张生与莺莺暗度陈仓，和尚公然背起尼姑，弥漫的是同一种欲望，聚焦的都是痴男怨女，两者所弘扬的人性和情欲精神一脉相承。朱自清在《论雅俗共赏》一文中认为，雅士主要是指受过一定规范训练的正统文人和做官之人，他们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俗人也非目不识丁的文盲，而是接受一定文化教育，层次较低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他们处于社会下层，是占大多数的社会主体。因此，文艺的发展必须考虑这后一批人的审美情趣，否则，文艺就只沦为少数人才有的特权。透过戏曲可以观民风、观士风，而“观风”就是写实，就是反映社会，反映时代，是社会的描写，时代的纪录。温州乱弹《双下山》在创作实践中自然地考虑到俗人的人情物理，通俗易懂，自然本真，这样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这种求真化俗的地方戏剧，就是凭借其故事情节的趣味性与故事主题的人性化，使剧目延续艺术和舞台生命力，流传至今。
“才好才好方才好，取下了僧枷帽，养起头发来，戴顶新郎帽，我和你做夫妻同偕到老……”久久回荡在夜幕中，搁置在我心坎上。听一出戏，戏子投入太多的情绪，尽情演绎戏文的悲喜，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看戏人的眼眸里……
舞台帷幕徐徐拉上，忽见孩子们一阵沸腾，幕前一亭亭玉女“哗”一盘糖儿洒出，孩子们看准糖的方向飞快窜到台前去抢。坐我边上的一老农也抢得一颗，转身开心的双手捧着递给我。面对这份淳朴与热情，让人不忍拒绝。
爱上一个地方，并不需要那里住着某个喜欢的人，也许只是为那里的一出戏，为那里的一种民风民情。
应界坑是个世外桃源般的村庄，山高林密，绿水环绕，罕见平地，村落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村民差不多足一出户就得爬山。但就是这样一个海拔近千米的山旮旯，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原生态资源———这里是温州乱弹发源地，有六支民间传统乱弹剧团和五座古戏台，时常会有乱弹剧演出。不少麻氏族人以此为职业，是名副其实的“乱弹”戏剧村。观戏过程中，旁坐村民就告诉我，台上那演小僧的麻姓演员，就是他们本地人。
应界坑温州乱弹，承载的是这片土地上丰富的文化因子，它是应界坑先人们在田间地头“哼”出来的，其声腔曲调和方言道白，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展现着数百年村民们自娱自乐的生活画卷。它演绎历史，其本身也是一段历史，它穿浩瀚风月，携世间沧桑，隐大千百态，一路包容，吸纳，革新，蜕变，浓缩历代经典传奇于方寸舞台，为我们带来一场心灵的浸润与震撼。中国戏曲家协会会长曾献平曾说：“想看真正的原生态戏曲就到永嘉来”，并以“古、原、稀、美”四字予以高度评价。2009年，应界坑温州乱弹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双下山》，正是这山旮旯里开出的一朵艺术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