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倩倩
人物名片 陈寿楠，1929年出生于温州，1957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曾任温州市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系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员、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会员。自1944年开始收藏戏剧、电影书刊、报纸、说明书、设计图、电影海报、艺术类纪念章等，发表了大量戏剧研究的学术论著。
自小深受父亲和小姑的影响
林倩倩（以下简称林）：您对戏剧和电影非常喜爱，还曾就读于上海剧专（上海戏剧学院前身），您的这些爱好是受到谁的影响？
陈寿楠（以下简称陈）：我深受父亲和小姑妈的影响。
父亲喜欢看京剧，每逢有戏上演都要去看。无论是京戏还是文明戏，他去的话都是带我一起去看，小孩嘛，是免票入场的。他还爱看电影，也影响了我。
而我对话剧之所以产生兴趣，是受到我父亲的小妹——我小姑的影响。
父亲这个小妹是念过书的，所以稍微带点“五四”新女性的时代气息，她喜欢看我们抗战时期的话剧，也爱唱救亡歌曲。
小姑常带我去五马街的中央大戏院或是三官殿巷的温州大戏院看国防戏剧的演出。这些戏大多是独幕剧，内容都是宣传抗日。
温州剧协1949年刚成立时，我就是剧协的成员之一。
解放初的社会风气不像现在。那时大家都是奉献精神，为了自己的爱好，也为了丰富百姓的业余生活。当时没有固定的剧团，都是爱好话剧的人自告奋勇组成的。
温州是1949年5月7日和平解放，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温州凡是有戏剧活动我都参加，直到1951年初我离开温州，前往上海剧专求学。
除了喜欢戏剧和电影，我也从小喜欢买书，后来渐渐成了我一生的爱好。我现在80几岁，还是没事就到书店或者文化用品图书市场去看看，看到我喜爱的，还是要带几本回来，书柜摆不下了，照样要买。
千里迢迢追寻董每戡先生的遗作
林：听说您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收集戏剧名家董每戡先生的资料，也和董先生一家有很深的缘分，您起初是如何认识、了解到董先生的？
陈：我知道董每戡这个名字，是在小学六年级时，因学校为庆祝1943年元旦的演出，要排演一出大型话剧。剧目正是董先生根据意大利戏剧家哥尔多尼同名戏剧《女店主》改编的戏。这个戏，当年在大后方、战时的陪都重庆易名为《杜玉梅》，曾演出过，颇有影响。
这个戏邀请董辛名为导演，由学校师生合演。
戏是在学校大礼堂里排的，我课余会到去看排练，就这样，我有幸认识了董辛名。
董辛名是温州地区著名的导演，抗战时期他导演了不少好戏，在温州乃至全省名气很大。而他的胞兄董每戡，在本地却知之甚少，究其原因是董先生长期客居他乡，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又转移多地投身抗日戏剧救亡运动，名声在外。
我非常幸运，在家乡见到了心仪已久的董每戡先生。那是1956年的8月，董先生从北京开了全国《琵琶记》的讨论会回来，经过上海，就借机到温州老家看看老母亲。
时任温州图书馆馆长梅冷生知道董每戡来，就请董先生做一次关于北京《琵琶记》讨论会的报告。正好那个暑假我从上海回温，就参加了报告会。休息间隙，我跑到讲台旁，对董老师说，我也是上海剧专（上海戏剧学院前身）的学生，我知道先生您以前也在剧专教过书，您早期的著作我都买了拜读过。
董先生记下了我的名字，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了。可惜的是，董先生的多封亲笔来信我没有保存下来，都毁于政治运动中。
林：您为什么要汇编《董每戡文集》呢？
陈：在编写《进步戏剧史料集》中，我自费去四川收集资料。我开了个书单问省图书馆的办事员，董每戡的著作你们馆藏有哪些？他一查，说有一部分，但大多拿不出来，因为都被提到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所去了，听说他们要跟南京大学合作，出一个中国戏剧家资料丛书，其中就有董每戡的条目。
这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想董每戡是我温籍的戏剧家，而且又是我就读的上海剧专的老师，尽管他没有教过我。我就下了决心，一定要编撰董先生的文集以告慰先贤。
1980年董先生去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把他的遗作结集出了两本专著：《说剧》和《五大名剧论》。这两本专著是纯学术性的论著，董先生的文集和剧本集还没有出过。
1988年，我开始收集董先生的资料。
董先生一生著作等身，部分已出的单行本，省市级大型图书馆或多或少会有馆藏，但散见于各地的单篇却很难找，特别是遭受十年浩劫后，寻觅的难度更大。
我从手头上的几篇开始，慢慢找，找到了20篇、30篇、40篇……
其间，量最大且最艰难的就是散篇的文章，因为董每戡是个多产的作家，写了很多文章，如果没有具体的篇目和出处，等于大海捞针。
所以我搜索资料，是先找到一个索引，确定董先生在哪个地方、哪个时期曾写过或发表过哪些文章，通过工具书把这些具体篇目找到，我就写信给有关的省市图书馆请他们帮我查找并复印下来寄给我。这些查找都是要收费的，为此我花了很多钱。
我当时有个想法，要重新走一下董每戡生前走过的地方，他去过四川我去四川，他去过武汉我去武汉，沿他的足迹走一遍，资料就这样慢慢地多起来了。你看，这篇文章原载在重庆图书馆的《新蜀报》里，我就跑到重庆去，那个时候我已经望70岁的人了，如在现在，年事已高，就不敢多跑了。
董先生的儿子董苗后来跟他爱人说：“我是受到陈先生的启发、影响，陈先生都致力于我父亲遗著的搜集，我作为他的儿子，为什么不把家里父亲的东西整理一下？”我只要找到材料就会寄一份给董苗，他如果在家里找到他父亲的手稿，也会把消息反馈给我。我后来还动员董苗，我说，董苗写写你父亲，我给他出了个题目叫《我的父亲董每戡》，结果他写了五万字，详细述说了他父亲的艰难人生，令人动容。
林：这二十多年不断搜集整理董先生资料的过程里，您有没有过坚持不住，想要放弃的想法？
陈：虽然这一路走来很不平坦，但我从来没有坚持不住的感觉，反而越干越有劲。
我出这几本书确实艰辛，所以有人说我是锲而不舍、百折不挠。
现在出了《董每戡集》（五卷本），按说我的心愿足矣，但是我并不满足，还要继续深入挖掘董先生散佚的遗珠。新近几年我又有所收获，觅得十多篇散见于报刊的佚文，如获至宝。
“死里求生”拿出了“戏剧史料集”
林：您这一生一直致力于温州戏剧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作就是《温州进步戏剧史料集》，您能不能谈谈这本书是如何整理出版的？
陈：我从小就喜欢收集资料，也一直有个愿望：出一本（部）温州的话剧运动史。所以，平常我就注重这方面的收集，也做了一些基础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温州战时戏剧方面的史料我收集了不少。
机遇终于来了，中央文化部大概是在1988年或者1989年，下达了一个文件，要求全国各省市文化主管部门组成一个班底，叫“革命（进步）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或“研究室”。机构成立了以后，就开始着手当地文化史料的征集、整理、汇编，年限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到新中国成立前这30年间。
我们温州市也成立了一个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简称“史料办”），文化局抽了一位干部当新成立的“史料办”的领导。
在戏剧方面，局里就想到了我，他们说，戏剧（话剧）一定要找陈寿楠！他们知道我由四川调来以后一直在温州戏剧学校教学，而且也喜欢搞戏剧史方面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退休，在市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工作，后来局里经研究后决定把我借调过来。
《温州进步戏剧史料集》正好将客观的需要跟我的志愿相结合。过去我都忙于工作，爱好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所以我一直巴不得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给我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地搜集整理戏剧史料，现在正是机会，我可以集中时间专心搜集整理资料，而且成为我日常的工作。
林：《温州进步戏剧史料集》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陈：1995年12月出版（内部发行）。
当时省文化厅规定各地市县文化局最长三年时间，通过征集、整理，一定要拿出成果。
三年间，我们“史料办”编委会先后编辑出版了《浙南游击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和《温州国统区革命（进步）文化史料汇编》等书。这本戏剧史料集已编好未来得及赶上付梓就给停下了。原因是三年期限到了。市文化局要撤销“史料办”，班底人员各回原单位。我也回图书馆上班了。
但我不甘心。遂将这个情况反映给省文化厅。上头闻讯后立即责令温州市文化局马上恢复“史料办”，原班人马重新归队。
“史料办”被撤销已有半年时光。这回重新归队，我特别高兴格外地珍惜，这本书最终得以面世。因为它是在“史料办”一度“下马”后“死里求生”的夹缝中诞生的，也隐隐地预示着它本身生命力的强大！
至今，绝版近20年来，依然有人关注它，寻觅它。这让我甚是欣慰。说真的，我虽时日不多，但一直在筑梦，有生之年很想在原书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出本新的增订版，以回报生我养我的南戏之乡。
林：您已年过八十，依然在不断地搜集和出版温州戏剧创作的史料，为此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又不指望出版这些书给您带来经济利益，这是为什么？
陈：我到现在出书的材料收集还都是自费的，从来没有指望经济收益。像《董每戡集》是以书致酬，就是赠送我八套书，这个就权当我的稿费。
因为我们就是要搞社会效益，做贡献，这本书是我的成果，我的心愿实现了，就是最大、最好的安慰。
其实我现在仍然壮心不已，以后打算出本《温州戏剧简史》，或者《温州戏剧史稿》。在原先基础上把那些我所知道的温州籍名人包括瑞安、乐清的，搞一个温州戏剧志出来，这也是一个财富。
但愿余生再出几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