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廷莲
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军，在江西宁冈县（今井冈山市）的砻市（原宁冈县城）与毛泽东部会师。“朱毛红军”由此诞生（为便于表述，以下也常用“朱毛”代指朱德和毛泽东）。
对于如何在以农村为生存和发展环境、以农民为主体和“旧军队脱胎出来”的队伍中，建立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创建一支新型的人民武装力量，不仅朱毛没有经验，中国共产党没有经验，世界共产国际运动也没有先例。因此，在之后探索红四军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等实践中，一方面，朱毛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言而喻，另一方面，红四军党内对上述问题的分歧也逐渐产生，且主要集中在两位主要领导人身上，史称“朱毛之争”。
就争论的本质而言，正如中央“九月来信”所指出的，朱毛的错误是“工作方法的错误”。1930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奉命来红一军团视察工作，他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对“朱毛之争”作了总结，其中写道：朱毛“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和组织”。这是对“朱毛之争”最简洁的结论，也是党内政治生活方法论最根本的揭示。
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下，朱毛并肩走在一起，实现了红四军党内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朱毛之争”以一种特殊的党内政治生活方式，通过古田会议及其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929“朱毛之争”，不仅成就了古田会议的召开及其决议的形成，而且为我们今天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树立了典范，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一、如何看待党内分歧
“朱毛之争”，双方虽因“工作方法的错误”而产生分歧，但对争论的意义及其作用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毛泽东认为，“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朱德同样认为，“此次的辩论，不但对党没有损失，并且使党有大的进步，必定会培养多数党员的精神出来。”正因为红四军党内两位主要领导人都没有把争论归结为狭隘的个人之争、意气之争，而是关乎如何在中国这样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大国建立共产党的坚强组织，关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如何跳出“石达开第二”的历史局限，并走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成功之路的问题，都给予高度重视和肯定，这就为争论的圆满解决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对于如何正确对待党内的分歧和矛盾，包括工作方法存在的错误，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有了更深刻的阐述。文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二、党内政治生活最根本的原则
什么是党内政治生活？“从广义上讲，党内各种活动，都是党的生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组织，从事物性质的规定性看，党的生活就是党内政治生活。“站在党的立场上”，是党内政治生活内在的和最根本的原则。
从组织目标分析，党的立场是一致的、明确的，但从组织成员的构成、不同成员的思想和政治水平、认识角度看，又存在着不一致性。党就是通过开展严肃而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实现思想统一、立场一致，在此基础上形成党的共同行动，实现党的共同理想和目标。
值得学习和坚持的是，“朱毛之争”的主要当事人朱德，在争论初期就明确向红四军党内发出“为党的问题，请大家站在党的立场去讨论”的号召。朱德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红四军党的七大后，陈毅到上海汇报工作，毛泽东被派往闽西指导地方工作，朱德率红四军在战斗中屡遭挫折时，朱德和红四军党内的其他同志认识到毛泽东观点和主张的正确性，毫不犹豫地向毛泽东发出回红四军前委工作的邀请。如果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朱德就不可能有如此的胸襟和举动！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人能够自觉以党的立场为立场，以党的利益为利益。
三、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面对红四军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红四军前委不回避不遮掩，公开组织党内直面研究和讨论问题。从湖雷会议到白沙会议，从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到九大，都是为了解决困扰红四军党内和军内面临的问题。中共中央也一直关注红四军及党的建设，多次以红四军党和军队发展为主题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陈毅到达上海后，中央政治局还专门组建三人委员会，对红四军及其党内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讨论。最后政治局审议通过三人委员会提交的《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为“朱毛之争”的圆满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党内讨论问题时，民主氛围浓厚，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真批敢批，真刀真枪。据参加七大的傅柏翠、江华、肖克等人回忆，七大会议气氛紧张热烈，民主气氛很浓，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既允许批评，也允许答辩。七大《决议案》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对朱毛的党纪处分决定，也以同样的方式选出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会议所有的活动，红四军两位主要领导人朱毛都是在场的和参加的。暂且不评价结果的合理性，就其过程中的公开性以及敢于和勇于批评的精神，就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开展健康有效的党内政治生活所学习和借鉴。
当然，红四军党内讨论中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如红四军党的七大，作为主持者的陈毅采取两面维护两面批评的调和态度，客观上导致七大没能实现预定目标，党内矛盾没有因此解决。刘安恭在湖雷会议和白沙会议之后，在党外发表与会议决定不同观点的做法，违背了基本的组织原则，不仅不能化解分歧和矛盾，反而加深了党内分歧和矛盾。
四、运用正确方法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我们党是一个有着共同理想和目标的先进的政治组织，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 “朱毛红军”之所以能够创建，就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在实现理想和目标的实践中，任何一个组织都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红四军党内也不例外。
回顾“朱毛之争”的全过程，我们看到争论的各方都有正确的一面，也都有不足的地方；他们都是勇敢的探索者和自我的批判者，这就是我们党所展现出来的最伟大的力量所在。我们党的力量就在于把各方面正确的东西综合起来，把各方面错误的东西加以排除。通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共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建党建军的正确道路。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特别是针对目前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个人主义、好人主义等现象，少数干部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以及其他影响和玷污党的形象、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突出问题，迫切需要全党吸取党的历史的智慧，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指导，开展严肃而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作者系温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