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道德
他是央视国际新闻频道报道的“东方之子”，被称为中国法学界的“拼命三郎”，他踏入法学界的第一天，便以《论法律的起源》一文挑战权威观点，一鸣惊人，引起了法律史与法理学界的震动。他就是温籍法学家、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倪正茂。
倪正茂，原名倪震懋，1940年出生于平阳县金乡镇（今属苍南），先后就读于金乡小学、平阳二中、平阳一中、瑞安中学，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1960年又提前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法系，先后从教于南洋模范中学等数所院（校），后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大学法学院，现为上海政法学院终身教授。
倪正茂是我在瑞安中学读高中时的三载同窗挚友。60年过去了，但这种“越甲”友情之酿却历久弥香。当时在班级里他与我的个子“两极”分化，他是坐在后排的“标杆”，与最前排的我在高度上有较大的落差，但由于学业与兴趣爱好的相投而形影不离。大学毕业后又接触频繁，由于近距离的名人效应，使我强烈地感觉到他绝对契合孔夫子说的好朋友三个标准：“友直，友谅，友多闻。”今年国庆节，恰逢母校瑞中“百廿华诞”，我们又一次相逢在飞云江畔，促膝谈心的一个小时中，他电话铃声不断。
埋头书海，厚积薄发：
《鲁迅全集》读了三遍
人说朋友是一本书，通过他可以打开整个世界。古人强调“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倪正茂的起步就是“读书狂”。在初、高中阶段，他就痴痴醉心于读课外书籍。早在平阳二中求学时，校长就在全校学生晨操前专门表扬过他，指出他是全校学生中借书最多的同学。不过他在中学阶段还是文体活动积极分子。
从1958年至1979年的20多年时间，则是他沉湎于书海的时段。考进复旦后，他遭遇“整风”、“反右”、下乡劳动乃至捉皮虫、打麻雀、炼钢铁等等“运动”，连正规的课都上不成。1958年开春，复旦大学法律系师生下乡浙江海宁和农民“三同”，天天“起五更落半夜”地干活。倪正茂寻思长此以往，这大学是念不成了，于是暗下决心，坚决放弃除做广播体操与跑步之外的一切文体活动，埋头读书！就这样，从1958年7月1日开始，到1979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共20年时间，他几乎没有任何节假日，“黑白不分”地冥思苦读。
尤其在“文革”中，他被迫利用那灾祸连天的10年“浩劫”，尽可能地读书，开列了古今中外几百部经典的“必读书目”，涵盖文史哲经多个领域。他通读了《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全集》（1—4卷），《鲁迅全集》都浏览了3遍，做了10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和数以千计的卡片。他还自学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主要课程。北大王力教授四厚册的《古代汉语》，他每个练习题都做了一遍。此外，还通读了四种《中国文学史》和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等等，简直成了一部读书机器。如此“厚积”，奠定了以后“薄发”的基础。
学术著述，领跑前沿：
第一部法哲学著作
倪正茂从1980年开始发表文章，迄今已达500余篇，出版专著合著译著共计44种，涉及8个法学领域，在数量上显然是“前无古人”，而且在全国法学界占有领先地位。91万字的巨著《法哲学经纬》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法哲学著作，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并被评为上海出版界50年精品著作之一；50万字的专著《科技法学导论》问世后，《解放日报》以“科技法学研究的马前卒”为题，赞誉倪正茂为“科技法学的奠基人”；16万字的《隋律研究》，钩沉史料两年有余，在他心脏病突发前后一个半月与死神争分夺秒中撰写成功。
他与人合著的《中华法苑四千年》，彭真委员长指定全国人大办公厅人员人手一册，列为中央党校必读书；25万字的《生命法学探析》以及合著的《生命法学引论》等新型法学学科相继问世后，他担任中国仅有的3个生命法学研究机构（上海市生命法学研究会等）的第一负责人；50万字的《法律战导论》（主撰、合著），迄今仍为世界上仅有的全面论述法律战基本理论的著作，大大推进了法学界对于军事法律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因此被****聘为法律战咨询组专家。
105万字的专著《比较法学探析》的问世，打破长期以来比较法研究中的欧美中心主义传统，对在中国法学界影响巨大的法国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德国茨威格特等的《比较法总论》及沈宗灵的《比较法总论》的许多观点提出修正意见，荣获上海市法学会2003—2008年法学优秀成果奖专著类一等奖第一名；71万字的专著《激励法学探析》，开创了“激励法学研究”，被列为“十二五全国法学重点出版规划”著作之一，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
“从18岁到40岁，除工作和日常生活外，我什么事也没做，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倪正茂如是说。那40岁以后呢？边写书边工作，一天10多个小时交给事业。期间，他战胜了种种疾病，始终握管不掇，被称为法学界的“拼命三郎”。
生命的泉流不舍昼夜，我想总会有山穷水尽时。上海政法学院庆祝他从教五十周年座谈会上，主持人称他是“超人，奇才，怪才”，他插话说：“我什么‘才’都不是，我很笨。我把自己的每天都当做生命的最后一天。”
立法为民，百姓至上：
接了市民上千个电话
由于学识与业绩上的卓越优秀，他虽然在“文革”期间坐过半年“牛棚”，属于“牛鬼蛇神”，但也连续8年被评为先进教师，加入“九三”学社后被推为社中央委员、社中央政法委主任，担任市委政法委主任。1988-2007年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及社法委副主任，2008-2013年任上海市人大代表。
作为一名“业余”的政界人物，他“从政”中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忧国忧民，无私无畏，讲话直言不讳，是一位“大炮”式人物。他在《民主与科学》上发表尖刻有力的时评《讲真话！讲真话！》，抨击当前流行的讲假话的时弊：“明明是花瓶偏说是花园，明明是沙滩偏说是大厦，明明是橡皮偏说是钢铁，明明是假冒伪劣偏说是货真价实等，为了把假的说成真的，于是演戏，正儿八经的演戏。大大地败坏了国家及个人形象。”
作为人大代表，他在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与市民交流时，大胆地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向全市听众宣布。结果，他还没有走出广播大厦，就接到一个的哥打来电话，在之后的三四个月里，他共接了上千个电话，还有的出租车司机执意要见他。后来他干脆请部分的哥开了座谈会，为他们奔走呼吁。他还与其他代表一起提交了改善出租车待遇的书面意见。
2009年倪正茂发表《人大要管住政府的钱袋子》一文。他认为，历年来的财政机关提交人大的预决算报告比较简单，且与《政府工作报告》放在一起审议，代表们对政府如何花钱的议论很少，人大要为纳税人管好“钱袋子”。于是提出了具体建议，成为当年人代会上联合署名最多的一份书面意见。第二年上海市2010年市级部门预算（汇总）中就详尽地披露了前一年上海市新增机动车额度拍卖等社会公共资金运行情况。他觉得当一名代表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老百姓。2013年7月，他发表了《从立法司法做起，把行政部门关进“笼子”》等时政文章。
他这些理论与观点正体现了“铁肩担道义”的责任与担当。当一名人大代表、政协领导，倪正茂认为必须从自我做起，从基层做起，从百姓最关心的切身利益着手，才算不愧对百姓。2002年他被推选为小区业委会主任。为了维权，在业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在维修基金、车库使用等诸多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斗争，甚至上升为生命危急关头，倪正茂挺身而出，当时上海市几乎所有报纸都关注并报道了该小区的复杂斗争。后来终于炒掉了原物业管理公司，换上了新物业公司。中央电视台专题采访后，以“东方之子”为名报道了他的事迹，2003年的《三联生活周刊》将他作为当年封面人物，与杨利伟、钟南山、高耀洁、陈天桥一起加以推介。
长达25年的参政，至今七旬又七的倪正茂仍是风风火火地走在时代前列，同年轻人一样“勇立潮头旗不湿”，“把事业当作生命，把生命献给事业”“活到老，学到老”是他的自励与警策。倪正茂在学识与事业上天生有一股“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犟劲，并以众所瞩目的成就获得社会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