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20日举办的首届中国小额信贷创新论坛上，浙江作为国内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先进省份之一，首次亮出了完整的家底：
自2008年7月试水以来，截至今年5月底，全省审核通过并正式开业营运的小额贷款公司已达117家，注册资本总额187.46亿元，贷款余额226.57亿元；累计发放贷款9.6万笔，累计贷款1003.31亿元，其中，纯农业（种养殖业）贷款和100万元以下小额贷款共发放8.4万笔，累计545亿元，占贷款总额的54.34%，单笔贷款平均为64.96万元；贷款逾期率仅0.238%，风险拨备金则达3.31亿元，拨备覆盖率达613%。
与会的央行、银监会高层人士一致给予了很高评价：从总体上看，浙江小额贷款公司无论是发展态势，还是资产质量、风险管理方面均表现良好，有效地缓解了“三农”和小企业贷款难，为广大农户和小企业做了一件实事、好事。
为客户“一对一”
开发产品
乐清柳市镇东皇屿村的郑建飞、郑亦池是一对残疾人父子，自主创业开办了一家小型机械零配件厂。因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自今年2月底起，父子俩多方寻求银行贷款，但囿于门槛过高而无果。
乐清正泰小额贷款公司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当即派出两位客户经理上门察看，并随即启动审批快速通道。仅半天时间，郑家父子就拿到了50万元贷款，还享受到比同类执行利率下浮30%的优惠让利。遭遇意外之喜的郑家父子拉着客户经理连声称谢：“小额贷款公司真帮了我们大忙！”
小额贷款公司在我省试点一年多来，类似的现象不胜枚举。种粮大户、养殖大户、手工作坊、家庭工厂……他们对资金的需求很急切，资金需求量则不大，少则三五万元，多则一二十万元，但由于手头拿不出报表，没有银行交易流水，也没有房产可供抵押，多数人会吃到银行的“闭门羹”。在小额贷款公司，境遇完全不同，只要个人信用不错，融资需求合理，基本上都能得到满足。在省内目前已开业的117家小额贷款公司中，客户从贷款申请到最终放款入账，全流程很少超过2个工作日，“抵押一日贷”、“担保二日贷”等特色产品时常给小客户一解燃眉之急。
永康华丰小额贷款公司成立仅一年多时间，但到今年5月底，客户数已达800多户，累计发放贷款近13亿元。公司总经理施新宏说：“我们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只要客户有需要，甚至可以为一个客户量身开发一个贷款品种。”
和银行一样正规，却比银行更灵活——这几乎成了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鲜明性格。
央行今年以来对各地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进展情况专门作过一次调研。浙江的小额贷款公司给调研人员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表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为民营资本涉足金融领域开了一条新路，这方面浙江尤其突出。截至2009年末，从全省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中自然人和民企出资占比看，浙江高达98.2%，居全国之首，而国企、外资和其他社会投资比重很小。这一方面反映了浙江民资确实丰沛，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小额贷款公司对民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可以说初步开辟了一条民资“阳光化”的渠道。
贷款“短、小、活、可持续”是浙江小额贷款公司另一个鲜明特征。调研发现，浙江小额贷款公司平均贷款额度较小，截至2009年末，50万元以下贷款笔数占比达57.8%；贷款方式也很灵活，信用贷款、保证贷款占大头，占比高达90%，在全国同业中比例最高，且大多能在1至2天内完成放款。
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也是外界颇为看重的一个“风向标”。浙江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水平总体上处于中间状态，即介于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之间，这样既能覆盖信贷风险和经营水平，让小额贷款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又能对民间借贷利率起到一种正向引导作用。省金融办主任丁敏哲证实说，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社会责任心较强，平均年利率为17.18%，其中农业贷款年利率约10%至13%，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这对以往不断高企的民间利率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平抑作用。现在温州、嘉兴、台州、杭州等地的民间利率，已从月息5分利（即月息5%，折合成年息60%）直线降至2分多（即月息2%多，折成年息24%至30%）。
从穷人银行到普惠金融
提起小额信贷，许多人不免会联想到大名鼎鼎的穷人银行——由孟加拉国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即孟加拉乡村银行）。它广为人称道的特点是以最贫困农户为贷款对象，并采用无抵押、无担保、小组联保、分批贷放、分期偿还的方式，由此形成了小额信贷的孟加拉模式。
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地区首席金融专家王君说，小额信贷虽起源于第三世界国家，但在发达国家同样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了多种模式——既有第三世界的亚洲模式、非洲模式、拉丁模式，又有发达国家的欧美模式。不论是哪种模式，“做小”、“做散”可谓是不变的宗旨。
从国际小额信贷发展趋势看，正由福利主义小额信贷朝着制度主义小额信贷演进。王君说，所谓福利主义小额信贷，不仅为贫困人群提供小额信贷服务，还为他们提供技术培训、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制度主义小额信贷，旨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信贷服务，但不强调提供社会福利的职能，其注重的是机构可持续性发展。从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小额信贷实践看，制度主义显然更符合小额信贷商业化的准则，并逐步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
央行原副行长、现任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吴晓灵则认为，小额信贷应朝着微型金融方向发展，最终达到普惠金融的更高层面。她说，微型金融是为那些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务，它是小额信贷的一种延伸。而普惠金融的境界更高，除了小额信贷，低收入人群还享有接受多样化金融服务的权利，包括小额储蓄、小额汇款、小额保险等。吴晓灵提出，鉴于中国国情，普惠金融除包括为城乡贫困人口提供的金融服务外，还应包括为城乡低收入人群吸纳社会就业的小企业、微小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
从浙江实践看，面向“三农”和小企业构建金融“毛细血管”，在某种程度上已带有扩大就业、保障民生和谐等普惠金融的印记。丁敏哲表示，正由于微型金融机构严重缺乏，致使金融体系存在“倒三角”现象，即金融机构和信贷向大中城市、大企业高度集聚，小企业、微小企业和农户的金融“供血”明显不足。即便像浙江这样的金融发达省份也不例外，目前浙江仍有170多个乡镇是金融空白乡镇，全省230余万家企业中银行信贷覆盖率不足10%，提供全省90%就业岗位的大批中小企业很难得到银行的金融服务。因此，小额信贷公司的应运而生，可谓恰如其需。
“无米之炊”心结待消解
小额贷款公司方兴未艾，但远未到一马平川的地步。
无米之炊就是当下小额贷款公司普遍郁积的心结。在“只贷不存”的制度框架下，小额贷款公司主要靠股东投入的自有资本放贷。据调查，浙江90%以上小额贷款公司在开业一个月内就将资金发放一空，公司只能“等米下锅”，待资金回笼后再周转放贷。
虽然相关规定允许小额贷款公司从不超过两家银行融资，但实际操作中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获得的融资少之又少，且融资成本较高。中国银监会合作部副主任田建华透露说，个中原因首先在于小额贷款公司自身缺乏资质信用，占公司资产大头的小额贷款不能用于担保，因而很难满足银行的融资条件；其次，小额贷款公司从性质上说仍属“非金融机构”，无法进入金融同业拆借市场融资，只能以工商企业身份获得贷款，这样贷款利率就受限于不得低于银行现行基准利率0.9倍的规定，使其融资成本偏高。
省金融办地方金融处处长潘广恩认为，一般工商企业资产流动性差，变现能力不强，资产负债率达60%至70%。而小额贷款公司资产流动性好，一年周转次数达4次以上，按资本金的50%比例向银行融资，资产负债率仅33%，明显偏低。他建议，可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渠道，在坚持只贷不存的大原则下，采用多种方式鼓励小额信贷发展。
具体尝试途径包括：允许小额贷款公司提前半年按规定程序实施增资扩股，牵头作用突出的主发起人股份可增持至30%；开展资产转让业务试点，不良贷款比例低于1%、小额贷款比例达到规定要求的优秀小额贷款公司，允许其开展票据贴现、资产转让等新业务试点；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向股东融资试点，在账户托管的情况下，开展股东资金委托小额贷款公司操作的委托贷款业务……
小额贷款公司另一条出路是发展成为专业的贷款零售商——小型金融贷款公司。因为持有限制性金融牌照，建议监管部门对风险控制出色的优秀小额贷款公司，适度开放金融市场，包括银行间拆借市场、短期与中期票据、发行集合债、再贷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