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最近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本文简称《党史》二卷），是党的历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我们及时研读，热烈讨论，紧密结合新形势下浙江党史工作的实际，力求更加准确地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本质和主流，更加深刻地理解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着力修改完善浙江党史二卷，努力提升全省党史二卷编写工作的能力与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这29年，是深刻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29年；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前进、党和人民事业在曲折中发展的29年。这29年党的历史折射出90年党的历史的辉煌与壮丽，党的历史的光荣与艰辛在浙江得到了同样的体现与反映。
浙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得最多、并作出许多重大决策的地方之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省份之一。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此，《党史》二卷对这29年中共浙江历史的主要方面均有十分准确精当的描述与涉及。
一、这29年的浙江，是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得最多、并作出许多重大决策的地方之一
在这29年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多次到过浙江。毛泽东来了51次，并视浙江为他的“第二故乡”；刘少奇来了10次；周恩来来了28次；朱德来了17次；陈云来了17次；邓小平来了10次。他们在浙江，出席或召集了许多重要会议；制定或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写就或形成了许多重要文献；开展或组织了许多重要的调研活动；分析和研究了许多重要的国际事务，作出过许多重要的判断和决策。
在浙江召开或出席的重要会议有：1956年1月初，毛泽东在浙江召集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补充、修改、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7年4月，周恩来在浙江出席省委扩大会议，着重阐明“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1963年5月，毛泽东在浙江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966年3月，毛泽东在浙江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
制定或作出的重大决策有：1953年12月至1954年3月，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在浙江着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1954年初，毛泽东在浙江多次修改《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12月，毛泽东在浙江主持选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这本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条按语，此前，他还在浙江确定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内容框架，并在浙江主持制定了该《决议（草案）》；1965年6月，毛泽东在浙江听取编制“三五”计划的汇报。
写就或形成的重要文献，除了上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外，还有：1958年初，毛泽东根据当年在浙江等地召开会议讨论的结果，主持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主要在浙江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留下了一份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毛泽东在浙江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6年3月，毛泽东在浙江写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提出在今后15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次月，毛泽东在浙江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起草并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
开展或组织的重要调查研究活动有：1955年4月6日至22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这其中4月10日至17日，他在浙江视察指导工作；当年6月8日，毛泽东再次离京南下，到各地考察农业合作化工作，这其中6月10日至18日，他在浙江视察指导工作；1957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先后视察浙江等地，沿途宣讲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此次，他在浙江视察指导的具体时间是3月21日至4月7日；从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毛泽东分两次先后到浙江和其他省市视察，主要实地考察各地的工农业生产，同各省市领导人研究经济问题，期间，1959年10月31日至1960年1月4日、1960年1月18日至24日、3月13日至19日，他在浙江视察指导工作等。
《党史》二卷特别强调了1961年的调查研究。八届九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立即组织三个调查组，其中一个组就赴浙江调查，他本人也于1月25日晚离开北京南下，出行期间，他同浙江等省委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谈。差不多同时，朱德也到浙江等省市调查研究，此次他到浙江视察指导的时间是1月25日至2月1日，主要视察了新安江电站工地及金华县罗店花果园等地。陈云在当年青浦调查后，也到浙江等地，分别同一些地委、县委负责人和一些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双季稻种植、自留地、粮食征购、养猪等问题，此次他视察指导浙江的具体时间是7月10日至16日，在浙江，他召集嘉兴、萧山县部分公社党委书记和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开调查会。
此后，调查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中。七千人大会后至北戴河会议前，毛泽东曾两次离开北京外出视察。这两次视察，他都到了浙江。一次是1962年2月23日至28日，一次是当年的5月30日至6月8日。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夏秋，毛泽东离京南下，亲自到比较混乱的地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也到了浙江。此次，他在浙江的时间是9月16日，他找了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强调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希望尽快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分析和研究国际事务、作出重要的判断和决策有：1959年12月，毛泽东在浙江思考国际形势和对策时，提出了“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的问题；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前，毛泽东在浙江准备并主持起草了这份文件；通过“五一六通知”后不久，毛泽东在1966年6月10日在浙江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进行了谈话；1972年2月，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这份《联合公报》是2月27日由周恩来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杭州草签的。
二、这29年的浙江，为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与不懈的奋斗
在这29年中，浙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恢复了国民经济，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生活水平较之解放前有了明显提高。这29年建设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的腾飞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29年道路探索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后浙江特色及其浙江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在记叙这段历史时，《党史》二卷充分反映和体现了这一时期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由于受党史基本著作体例上的要求与限制，不可能充分反映浙江这样一个省份、这样一个局部的内容和特点。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大局的战略需要，浙江作为东南沿海前线，也并非是当时国家建设投资的重点。但是，在该书中，浙江地处军事战略要地、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探索、在文化艺术方面贯彻“双百”方针以及一些具有浙江特色的建设情况等内容，还是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介绍与反映。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要冲，与台湾隔海相望，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党史》二卷在这方面相对落笔较多。在第36页，写道：海南岛战役结束后，***急令浙江沿海舟山群岛的守军撤往台湾，人民***遂于1950年5月16日在舟山本岛登陆并解放周围诸岛，打破了***民党军队对长江口的封锁。在第58至59页，又写道：由于集中了财力，在可机动使用的资金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保证了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战役的胜利。
《党史》二卷比较突出地描述了发生在浙江的大陈岛战役：1955年1月18日，人民***发起自创建以来的首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经激烈战斗，解放了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一江山岛的解放，有力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气焰，迫使***军队不得不放弃大陈诸岛的防御。2月13日至26日，人民***解放了大陈岛及其外围列岛。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第一次炮击金门和解放浙江沿海岛屿”列入了该书的目录，作为第一编第八章第三节的第二目，这是浙江地名直接出现在目录仅有的一次，也是该书目录中唯一提到的大陆省份。
与军事上特殊的战略地位有所不同的是，浙江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和全国是基本相同的，但是也有其不同的特色和经验教训。1955年1月，中央关于整顿巩固合作社的通知中指出：凡是基本上完成或超过原定计划的地方，应该停止发展。2月，浙江合作社发展到46200个，还有自发社14790个。为此，《党史》二卷在第232、233页专门写了两段。一段是：3月25日，邓子恢会同中央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商得浙江省委同意后，以中央农村工作部名义发电给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提出收缩建议。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第二办公室同时派员到浙江了解情况，帮助整顿农业社。另一段是：在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如河北、浙江的个别县，对现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了合理的必要的减少。对于那些有名无实的挂名合作社，如不能继续办下去则改为互助组。整顿农业社的结果，浙江省压缩了1.5万多个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
在发展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浙江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起步较早，中共永嘉县委在这方面率先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对此，《党史》二卷用较多笔墨提到了这一事件：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四川、安徽、浙江、广东、河北等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包产到户之类的试验。其中浙江永嘉县搞的包产到户试验最为突出，虽然一开始就引起争议，但由于效果很好，一度得到省里的支持。该书还加写了一条注释，对此进行了展开说明：1956年春天，浙江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在一个合作社开始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同年秋后，县委在全县大规模推行包产到户的办法，全县637个合作社有255个实行了包产到户。永嘉县的大规模试验引起争议。这位书记据理力争，分别写信给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委、地委，他的做法得到省委负责人的肯定。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永嘉县的包产到户试验遭到批判。
在《党史》二卷中，浙江的工作被摆放到比较突出位置的，还有文学艺术方面。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浙江国风昆苏剧团进京演出昆曲《十五贯》。这件事在该书中被两次提及。第一次是在“加强党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的内容中，写道：1956年5月，浙江省昆苏剧团进京演出昆曲《十五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周恩来称赞这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作了评论。社论指出：《十五贯》不仅使古典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第二次是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内容中，写道：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引者注），浙江昆曲《十五贯》的演出引起轰动。毛泽东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观看了演出。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这出戏“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
在《党史》二卷中，还提到了一些具有浙江特色的建设事业。如在提到构成我国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时，浙江大学等8所院校作为多科性工业高等院校被提及。在讲到手工业中的好产品时，不止一次提到了浙江省的传统民族品牌“张小泉”。讲到1956年，在党中央的明确部署下，各地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开工时，直接提到了浙江省新安江水利发电工程等6个工程，等等。
三、这29年的浙江，涌现了众多为全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浙江籍杰出人物
在这29年中，浙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留下了无数英雄模范和杰出人物的足迹。期间，各条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不凝聚着他们的汗水、鲜血以至生命。
浙江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党史》二卷也没有忘记他们。该书虽然对他们点名不可能很多，着墨更不可能很多，但在简单的篇幅中，有他们参政议政的身影；有他们献身科技的华章；有他们领军文艺的才情。
透过《党史》二卷，我们看到了一批浙江籍的杰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活跃在这29年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该书中的周恩来无疑是这一时期中最伟大的浙江籍杰出人物，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他鞠躬尽瘁，殚精竭虑。
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政务院所辖4个委员会和30个部、会、院、署、行等机构的14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正职领导人中，有沈雁冰、马叙伦、胡愈之3位浙江籍领导人。沈雁冰是浙江桐乡人，当时出任文化部部长；马叙伦是浙江余杭人，当时出任教育部部长；胡愈之是浙江上虞人，当时出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党史》二卷中提及的陈叔通是浙江杭州人，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该书提及的沈钧儒是浙江嘉兴人，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该书提及的马寅初是浙江嵊州人，在《新人口论》中，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但由此也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该书提及的邵力子是浙江绍兴人，也积极倡导计划生育，并在整风运动中对“以党代政”问题提出过批评意见；该书提及的吴晗是浙江义乌人，因《海瑞罢官》的剧本，导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该书提及的徐今强是浙江宁波人，在1975年整顿时，受命出任恢复成立的煤炭工业部部长。
透过《党史》二卷，我们看到了一批浙江籍的科学精英，默默地奉献在祖国的科技舞台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曾对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23名科技专家中，浙江籍的科技专家就有6人之多，他们是：钱学森、钱三强、吴自良、陈芳允、屠守锷、赵九章。
钱学森是浙江杭州人，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放弃在美国的优厚物质待遇，毅然回国，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杰出贡献，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他是《党史》二卷中除了周恩来之外的唯一安排了图片的浙江籍杰出人物；钱三强是浙江湖州人，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元勋；吴自良是浙江浦江人，领导研制成功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种分离膜，为原子能工业和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陈芳允是浙江黄岩人，领导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机载单脉冲雷达，为我国无线电电子学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屠守锷是浙江湖州人，领导和参加我国地空导弹初期的仿制与研制，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赵九章是浙江吴兴人，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透过《党史》二卷，我们看到了一批浙江籍的文人学者，辛勤地从事着祖国文学艺术的崇高事业：该书提及的俞平伯是浙江德清人，在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中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该书提及的陈企霞是浙江鄞县人，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查中，被受到牵连，尤其被错误地认定为与丁玲为中心组成“反党小集团”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该书提及的夏衍是浙江余杭人，在6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的过火批判中，遭到错误批判并被撤销时任的文化部副部长职务；该书提及的邵荃麟是浙江慈溪人，在6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的过火批判中，遭到错误批判；该书提及的冯定是浙江宁波人，在6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的过火批判中，因写作《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平凡的真理》而受到无端的批判。
《党史》二卷视野下的浙江这29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是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重要思想成果的历史，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经受各种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
历史必将续写辉煌。浙江的历史也在不断实践着新的辉煌。在这29年的基础上，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浙江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和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等五大历史性跨越，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新的形势下，省委、省政府将继续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和“两创”总战略，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富民强省、社会和谐为根本目的，以改革开放、自主创新为动力，继续埋头苦干，开拓进取，努力开创浙江“十二五”时期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