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村运动实施40多年后，韩国政府立足人口老龄化态势和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要求，颁布实施了《农村振兴基本计划》，拉开了新时期乡村振兴的帷幕。本文立足乡村“产业—人才—文化”振兴的视角，对韩国乡村振兴政策中较具代表性的治愈农业、归农归村与乡土饮食等政策的实施现状、路径和效果进行了梳理与总结。治愈农业关注健康并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归农归村致力于培育人才并提升农业农村活力，乡土饮食注重在地化产销并强化人文关怀。它们均以人本思想为出发点，以法律为保障，重视教育、研发和监管，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策扶持体系和发展模式。新时期相似社会背景下通过韩国乡村振兴政策带来诸如因地制宜创新乡村振兴内容、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强调社会效益和文化认同，尤其要关注城乡居民的情感需求、加大弱势群体扶助力度、提升乡村吸引力等经验启示。
【关键词】韩国；乡村振兴；治愈农业；归农归村；乡土饮食
1新时代乡村振兴：政策背景与文献回顾
2017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产业、人才、文化、组织、生态”五大振兴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在总结农业发展历史成就和研判乡村演变发展态势后提出的“三农”发展政策，也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必然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经过3年多的探索与实践，乡村振兴政策在发展农业新业态、吸引市民回流农村、加强农村生态建设、改变农村不良习俗、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存在各类农业新业态扎堆难以有效发挥作用、高端与年轻人才回流效果不显著、部分传统和乡土文化流失等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文化传承来看，韩国与中国具有相近的儒学文化精神[1]；从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来看，两国具有小农村社经济的共同特征[2]，在“三农”问题及应对措施方面具有较多相似之处，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纵观国内研究可知，已有较多文献关注韩国新村运动对中国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启示意义。其中，2006—2008年的相关文献最多，主要考察了新村运动的历程、成功要素、路径和模式等对新农村建设的借鉴价值[3，4，5，6]。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部分学者又尝试用新村运动来探讨乡村振兴的新模式。张俊和陈佩瑶指出，新村运动注重培训农村本土人群，乡村振兴也应强化农民的主体地位[7]；韩道铉和田杨将新村指导者看作是发展型村庄的CEO[8]，认为乡村精英的领导力影响着乡村振兴的效果；邱春林认为，自组织在新村运动中发挥了非政府的作用，在乡村振兴中能为农民提供多种服务[9]；冯勇等指出，新村运动的“国民教育”模式有助于避免乡村振兴的主体断代和技术断层[10]；邢成举和罗重谱认为，乡村振兴应避免出现新村运动中民众对财政投入过分依赖和政府对村级项目直接干预等现象[11]；王志章等则从培养高素质农民、加强农村文化和农民组织建设、激活内生发展动力等方面，剖析了新村运动对乡村振兴可资借鉴的价值[12]。
韩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推动实施的新村运动致力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基本解决了农村设施落后、农业供给不足、农民绝对贫困等经济发展初期的问题，为后来的城乡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一跃成为世界各国为解决农业农村问题而效仿的典范。韩国新村运动作为典型的区域社会开发模式，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和学习价值，但其是20世纪社会背景下的乡村发展政策。进入21世纪，韩国的农业农村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农村空心化、少子老龄化等问题日益严重。为应对新的社会危机，韩国政府于2013年颁布实施了《第一个农村振兴基本计划（2013—2017年）》，由此拉开了乡村振兴的序幕，现已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2018—2022年）实施阶段。通过有效的治理，目前已形成较为宜居的生态环境和相对完善的经济社会组织体系，并在产业、人才、文化振兴的发展路径和扶持体系方面颇具特色。韩国21世纪的农村振兴计划与20世纪的新村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是政府为解决农村的人力资本短缺、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以及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而实施的新型农村战略。但目前，国内学术界鲜有研究关注并解析韩国新时期的农村振兴计划。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中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13]，要逐步实现“农民长远利益、农村可持续、农业安全”的“新三农”目标[14]。鉴于此，本文着眼于中韩两国当前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缺乏可持续发展动力等相似的社会背景，立足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突破点，选取韩国新时期农村振兴计划中较具代表性的治愈农业、归农归村与乡土饮食政策进行剖析，总结出适应中国国情和乡情的实践经验和政策启示，提出对中国乡村振兴具有建设性的合理建议。
2韩国乡村产业振兴：兼顾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治愈农业
2.1政策背景与发展现状
治愈农业是一种社会化农业，属于六次产业，是韩国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80年代，韩国已出现关注农业治愈功能的相关研究。但由于财政和行政扶持较少，治愈农业未能像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那样发展成为一种新业态，直到进入21世纪才具备了基本条件。第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使韩国经济陷入了持续低迷状态，城市就位岗位不足与青年失业率屡创新高迫使韩国政府力图在乡村创造就业机会；第二，农村少子老龄化态势十分严重，农业撂荒、老年贫困等问题导致农产品供给不足、老年孤独等，这要求政府解决农业农村的新问题；第三，现代社会中住房、教育、医疗等成本偏高，由此带来的精神和心理压力过大导致国民出现焦虑、抑郁、自杀等社会问题，国民对健康的关注度逐渐提升。
基于上述背景，韩国农村振兴厅于2013年在《第一个农村振兴基本计划（2013—2017年）》中提出了治愈农业（Argo-farming）一词，着重强调农业的治愈功能，并将其定义为“利用农业农村资源及其相关活动和产品服务，为国民提供精神、身体、认知、社会等方面治愈功能的产业与活动”。自此开始，治愈农业作为乡村振兴的内容成为韩国政府的重点推介对象。2018年，《第二个农村振兴基本计划（2018—2022年）》颁布实施后，韩国政府加大了对治愈农业的投入力度，加强长期规划。《农村振兴基本计划》不仅要求建造具有真正农村意义的体验型治愈农场和50个教育农场，还要推广以预防为主的治愈农业菜单和专家培育型教育项目，总计投入450亿韩元（100韩元约合0.59元人民币，2020）建造200个治愈农场，其中包括一部分促进青年就业的治愈农场。2018年，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投入3.78亿韩元在全罗北道、全罗南道、忠清北道、忠清南道、庆尚北道等地建造了9个治愈农场。其中，全罗南道灵光渔民同乐营农组合法人与雅虎海南营农组合法人最具代表性。前者通过野花栽培活动，帮助老年人找到工作乐趣；后者通过帮助外籍女性参与治愈农业活动，增强其在国际婚姻家庭中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庆尚北道容州市还设立了国立绿色农业治疗园区，提供戒毒、园艺和动物治疗等治愈服务。从其规范性来看，2018年9月，政府修订了《农业农村及食品产业基本法》第43条第2项中的“治愈农业振兴”的内容；2019年3月，政府召开了《治愈农业研究开发及培育相关法案》的立法听证会，探讨如何引导国民主动利用农业农村资源进行治疗、如何建设安全有效且针对性强的设施，以及如何加快项目研发普及和人才培育扶持等问题。
2.2积极效果与发展路径
治愈农业不仅能够提升弱势群体珍惜生命和尊重他人等的意识，还能延长农产品生产消费链、引导年轻人从事农业生产、扩大新兴农产品市场、创造就业岗位等，为农村居民增收的同时为参与者提供治愈服务[15]，并对个人、机构、地区以及国家和社会都产生积极影响。由表1可知，治愈农业不仅有助于提升儿童、青少年、精神病人、老年人以及普通人的安全感、责任感、学习和交往能力等，还有助于治愈农场、企业及相关机构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扩大市场规模，并通过提高就业率和节省保健费用实现社区、国家及社会的绿色健康发展。以个人效果为例，第一，治愈农业能够预防儿童与青少年负面情绪的蔓延以及校园霸凌现象的发生。2016年，“动物治愈文化教室”活动将儿童的自尊心和存在感提升了13.2%，负面情感减少了33.5%；2016—2017年，小学霸凌案件减少了13%，学生的情绪控制能力提升了3%。第二，治愈农业有助于减轻老年抑郁和失智等症状。2014年，种菜、插花等周末农场项目将参与老年人的抑郁率降低了24%；喂食、抚摸以及陪同动物散步等动物陪伴失智老年人项目提升了对象老年人的认知能力。第三，治愈农业可以缓解癌症患者的抑郁和不安症状。2016年，草头娃娃、多肉庭院装饰等园艺治疗活动使癌症患者发现自我优势后进行了自我肯定，抑郁率和精神压力分别降低了45%和34%。
表1 治愈农业的参与对象与治愈效果
资料来源：韩国农村振兴厅国立园艺特作科学院[16]。
韩国治愈农业短期内取得成效是因为形成了系统化的发展模式，并获得了政策、资金、人力等多方面的支持。一是政府的引导扶持与社会的积极参与。虽然治愈农业也追求经济效益，但更关注弱势群体利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发展初期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与财政扶持。为此，农村振兴厅、农林畜产食品部等政府部门为治愈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财政、政策、法律等的支持，从制度上保证和监管了治愈农业的初期培育与正规发展。同时，治愈农业的普及也需要社会的积极参与。为此，相关企业和社会组织等资金供给主体积极参与建造治愈农场并扩大投资规模，使治愈农业的推广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二是项目研发的重视与人才培训的强化。政府和相关机构对如何有效发挥治愈农业的作用和效果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为技术研发提供了激励政策与扶持资金。同时，治愈农业的从事者必须接受正规的教育培训获得资格证后，才能为农场主、参与者等提供专业的治愈服务。因此，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人才培训规则来构建治愈农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框架。三是协作关系的形成与自我发展的培育。治愈农业是一种需要生产者、参与者、服务者等多个主体合作的农业新业态，农场主、保健机构、监护机构以及参与者的合作关系极其重要。只有通力协作，才能使多个主体有序发挥作用，共同推动治愈农业的发展。而每个主体则需要强化自我成长意识，明确各自职责并保证各环节配合到位。四是城乡交流的推动与配套设施的构建。虽然治愈农业主要发展于农村，但大部分使用者和参与者为城市居民。因此，为减少因农村设施短缺而造成的城乡交流不畅，以及提高治愈农业的利用率和作用效果，政府加强了相关配套设施和服务的建设。通过完善治愈农业所需的设施和服务，提高了城乡交流和融合的水平。
3韩国乡村人才振兴：增强农业与农村活力的归农归村
3.1政策背景与发展现状
归农归村作为韩国政府面向城市居民实施的人口回流诱导政策，是一种“逆城市化”现象，也是乡村人才振兴的主要措施。韩国的归农归村现象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17]，但规模性归农归村出现于21世纪初期，其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导致大量人口“离农离村”后，农村少子老龄化和发展活力丧失。从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来看，2009年韩国的农业人口比1970年减少了1130万人，其中大部分为老年人。这一状况迫使政府不得不对城乡人口的流动趋势进行政策性干预和调节。
2009年，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制定并实施了“归农归村综合对策”，主要包括归农归村扶持体系构建、线上线下教育、创业咨询与资金扶持、农村定居扶持等内容。2013年，农村振兴厅颁布实施了《第一个农村振兴基本计划（2013—2017年）》，包括引导城市青年和退休人员归农归村、着重培育小农和增强小农力量等内容。2015年，韩国政府在颁布实施《归农渔归村促进支援法》后，将归农归村统计数据的调查改由农林畜产食品部、海洋水产部以及统计厅共同负责。2016年，农林畜产食品部实施了《2017—2021年归农归村扶持综合计划》，并开展了归农归村实况调研活动。2018年，农村振兴厅在《第二个农村振兴基本计划（2018—2022年）》中指出，要重点推进专业教育并大力培育青年农民。为此，将投入810亿韩元构建31个相关网络，每年推动360个示范项目，培育“引领农业发展方向、传承乡土文化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青年农民及其先进典型；分别利用480亿韩元和90亿韩元培训40万4-H（Head、Heart、Hand、Health）会员和5000名青年农民，增强农民后继力量和扩大学习组织覆盖面[18]。当前，归农归村政策主要包括归农归村综合中心、归农归村创业博览会、归农归村培训、市民归村扶持、归农人之家、滞留型农业创业扶持中心、农业创业与房屋购买扶持、归农实习扶持、归农归村初期的社会教育、原村民对归农归村的认知培训、农村共享项目研发、归村文化与福祉及就业服务、归村后六次产业创业教育与咨询、青年创业培训农场建设及研修、小规模租赁住宅园区的建设等。
2018年，韩国的归农归村类型分为U形（生于农村工作于城市后返回出生地）、J形（生于农村工作于城市后回到其他地区的农村）和I形（出生并工作于城市后回到农村），其中U形占比最高（归农53%、归村37.4%）。这说明除自然环境优势（归农26.1%、归村20.4%）外，归农和归村主要源于对农业生产的向往（17.9%）和与家人亲戚共同生活的期望（16.4%）。从年龄分层来看，最常见的归农年龄为50～59岁（37.3%），最常见的归村年龄为30岁及以下（50%）。这说明年龄越大越偏好农业生产，而年轻人则更青睐农村的自然环境。从地区分类来看，比重最高的归农地区为全罗道（28%），比重最高的归村地区为京畿道（26.4%）。这说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全罗道适合城市居民归农，而首尔附近的京畿道更适合归村。同时也说明，大部分年轻人归农归村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就业困难，尤其是首都圈的就业难度最大；年轻人缺乏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归村后较少从事农业生产；年龄较大的人群主要为退休市民，希望通过归农开启第二人生。
韩国出现规模化归农归村的主要因素包括“婴儿潮”的集中退休、城市就业岗位的不足、健康意识的提升与六次产业的吸引、土地租赁面积的增加、农业农村环境的改善等[19]。第一，“婴儿潮”一代经历过农村贫困并从事过农业生产，对农业农村有着与年轻人不同的情怀，退休后最易归农归村。这是个人生命周期理论的具体表现，退休是归农归村的重要节点因素。第二，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导致部分城市青年难以找到理想工作，不得不去农村寻找与农业相关的岗位，通过观念的转变在农村实现人生价值。第三，健康意识的提升与六次产业的发展让城市居民对农业农村产生了美好憧憬，认为农村生态环境好和农业前景广阔，归农归村能寻求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第四，土地租赁面积的增加满足了归农归村人口的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要求，有助于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收入水平，并为长期发展提供基本生产要素。第五，农业农村环境，尤其是交通、医疗、教育等设施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吸引了部分城市年轻人和退休人群归农归村生产、生活、养老等。这符合Lee的“推-拉”理论，也是大部分城市居民归农归村的优先考虑因素[20]。
3.2积极效果与发展路径
归农归村不仅促使韩国农村人口增加、农业传承力量增强，还提升了农村社会化服务水平、城乡居民生活品质以及志愿服务意识，同时也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农村居民收入以及就业岗位，从而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21]。以人口增加为例，2013—2018年，韩国的归农和归村人口均有所增加，归农和归村人口分别由10312人、405452人增至12055人、472474人。归农和归村人口还需要租赁或购买房屋暂住或长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房屋闲置率。截至2018年7月底，韩国农村的空置房由2014年的48901栋减至38988栋。此外，地方政府实施的归农政策更有针对性，对促进农业增收的积极效果要优于中央政府[22]。
经过近10年的发展，韩国的归农归村政策已形成较完善的扶持体系和发展模式。第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为归农归村提供了制度和物质保障。中央政府从保健福祉、教育设施、定居设施、经济活动和就业、文化休闲、环境景观、食品安全等方面制定了扶持政策，而地方政府则根据当地需求和发展需要实施了897个细节不同的归农归村扶持政策，并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扶持体系。如图1所示，农林畜产食品部教育文化信息院（归农归村综合中心）通过归农设计师直接对接培育归农归村预备力量，并设置归农顾问解决归农扶持与事后联系等问题，还负责项目的企划、运营及推广，同时接受来自农林畜产食品部管理人力科的监管；而地方政府则需要配合中央政府的工作并扶持实施归农归村项目。第二，分类指导和针对性的教育培训为城市青年和退休市民归农归村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为引导城市居民归农归村，政府将培训重点由小农转为青年农民，并根据对象、类型、地区、阶段等的不同对归农归村人口进行分类指导，保障了城市居民归农归村后的生产生活稳定与素质提升[23]。第三，监管和评价机制的构建促使政府适时修改归农归村政策。中央政府不仅时时监管归农归村项目的实施，还指定农林畜产食品部等三大机构重点调研归农归村实况，通过及时把握人才回流状况适时调整归农归村政策，保证人才振兴政策实施的连贯性和适宜性。
图1 韩国的归农归村扶持体系
资料来源：韩国归农归村综合中心网，http：//www.returnfarm.com/。
4韩国乡村文化振兴：强化文化传承与人文关怀的乡土饮食
4.1政策背景与发展现状
随着独居家庭、老年人口以及糖尿病和肥胖病等疾病的增加，韩国政府和国民对食品安全、健康管理、生活品质等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因此，传承和发展乡土饮食文化、促进本国食品产业发展就成为时代必然，培育合理的乡土饮食观、实现农产品产销本地化就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而在生产和消费中减少食品浪费、形成健康的饮食文化、关怀感恩大自然等的饮食生活方式，则蕴含着国民对环境保护、健康预防、人文关怀等的追求；利用本地农产品传承传统饮食文化，实现与现代元素的有机结合，带动旅游、民宿等相关产业发展的乡土饮食生活方式也体现了国民生活品质和农业农村价值的提升。
2006年，农林畜产食品部设立农渔业·农渔村特别对策委员会，并成立了食生活教育基本法推进委员会；2009年，政府制定《食生活教育支援法》，并构建了饮食文化基本框架；在建立了生活教育国民网站后，从社会层面构建了扶持体系；2010年，成立国家食生活教育委员会后设立了政策调整机构，还颁布实施了《第一个国民食生活教育基本计划（2010—2014）》。根据上述《计划》可知，农村振兴厅通过传统饮食学校普及传统饮食文化，通过“农家乐”促使乡土饮食商品化；乡土饮食研究会研发新型乡土食品，农业协同组合（以下简称农协）则开展“爱食爱农运动”；2015年，政府颁布实施了《第二个国民食生活教育基本计划（2015—2019）》，主要从环境、健康、关怀等的视角采取了加强饮食生活教育、协调与农业和环境的关系、继承发扬传统饮食文化、构建宣传交流平台等措施；2017年，农林畜产食品部颁布实施了《食生活教育支援法》，从法律层面保障了传统饮食文化价值的提升；2018年，农村振兴厅在《第二个农村振兴基本计划（2018—2022年）》中指出，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政策合作部门要提供针对性强的教育体验机会和合理的饮食环境来提升国民营养水平，并对学生、市民、老人等进行合理饮食培训，采取传承和普及传统饮食文化、开展合理的饮食活动、促进传统乡土食品商品化、搭建美食政策综合扶持平台等措施，推进实施70个饮食教育项目和60个乡土与传统饮食商品化项目。
4.2积极效果与发展路径
韩国的乡土饮食政策不仅提升了国民对食品安全和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还能够稳定和鼓励本国本地区农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培育和传承韩食文化、促进农产品商品化和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扩大区域共同体的范围和促进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以韩食文化为例，传统酱类、韩果、食醋、酒类、宗家食品等都是传统的乡土食品。正宗的韩食讲究原材料本地化，即“身土不二”原则，旨在提高本国食品知名度和创造品牌文化。韩国食品行业原材料消费实况调研显示，2017年，韩国消费者对食品原材料的关注度为24.7%。其中，对传统酱类的原材料，如葱、姜、蒜、干辣椒、洋葱等的关注度均高于其他。这说明，韩国国民对乡土饮食已基本达成全民共识。而政府通过向国内外推广韩食、将传统酱类申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奠定了韩食文化传播的基础；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保证了韩食在大数据运用、美食文化圈以及地方美食广场的发展；通过构建优秀传统食品消费市场、强化乡土饮食品质和品牌认证、加强传统发酵产业和国产泡菜的安全管理与品质标准化等，提升了国民健康和文化传承的水平。
韩国的乡土饮食文化已形成较为独特的发展模式。一是政府扶持和社会支持的协作。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制定并实施了乡土饮食政策，农协等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形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乡土饮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共动机制。二是乡土饮食教育扶持体系的构建。为保障国民健康，政府构建了安全食品供应教育扶持体系。由图2可知，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虽分工不同，但联系密切。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机构与民间组织各司其职，并通过食生活教育支援中心、食生活教育机构协议会以及优秀体验空间协议会联系中央与地方的机构和组织；而中央与地方各部门又单独设立了相关机构进行饮食生活教育，形成了家庭—学校—地区的由点到面的全方位教育扶持体系。三是政府保护主义政策与“身土不二”传统的结合。韩国农业生产规模较小、农产品价格竞争力较弱，政府实施了农业保护主义政策。这虽然导致农产品价格较高，但安全性也相对较高；国民还崇尚“身土不二”的饮食文化，对乡土饮食已形成高度的文化信任和选择偏好。因此，二者的结合对乡土饮食政策的普及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四是乡土饮食传承制度的构建。政府不仅设立了农产品安全分析机构，还构建了相关调研体系，并实施了地方美食认证和食品积分标识制度。通过培育传统饮食文化的引领者和体验指导者，以及研发传统饮食文化体验项目，从制度上保证了乡土饮食文化的普及、传承和创新。
图2 韩国饮食生活教育扶持体系
资料来源：韩国合理饮食生活信息114网，http：//www.greentable.or.kr/。
5韩国的政策启示及对中国的思考
5.1韩国乡村振兴政策的启示
新村运动实施40多年后，韩国的农业农村人口呈现断崖式下跌趋势。农业要继续发挥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机能，农村也要保留和传承本土传统和文化，因此韩国政府颁布实施了《农村振兴基本计划》并不断进行内容调整，督促具体政策的推进落实。从乡村发展趋势来看，韩国的乡村振兴政策是符合当前人口老龄化态势和维持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措施。本文立足“产业—人才—文化”振兴视角，选择了较具代表性的治愈农业、归农归村与乡土饮食3方面政策，对其政策现状、政策实施效果和有效措施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治愈农业关注健康并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归农归村致力于培育人才并提升农业农村活力，乡土饮食注重在地化产销并强化人文关怀。三者的关系如图3。三者以人本思想和法律保障为基础，均重视教育、研发和监管，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扶持体系和发展模式，在提升健康关注度、老龄化应对和乡土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综合来看，韩国的乡村振兴政策为中国带来如下启示。
第一，政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要合乎时宜和因地制宜。
作为韩国乡村振兴措施的治愈农业、归农归村与乡土饮食正是基于健康关注、老龄化应对、文化传承等的现实基础而制定的，符合当前和今后农业农村承担更多经济以外功能的发展趋势，也反映了韩国在经济高度发展后对环境保护、人才培育以及国民健康等的重视。而政策的实施则要求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因时因地施策，保证分阶段分地区因时因地制宜并保留和发扬自身特色。
图3 韩国治愈农业、归农归村与乡土饮食政策的关系
第二，政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要注重以人为本和有法可依。
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时代，人力资源和人本思想受到了韩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例如，治愈农业关注城乡弱势群体利益、归农归村提升乡村人力资本素质、乡土饮食强化人文关怀等都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也与政府施策的目的和国民追求的目标相一致。而这些政策的实施都要遵循相关法律，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内容的拓展和延伸。例如，治愈农业、归农归村与乡土饮食从政策的提出、实施及调整都有相关法律支持，避免了投机取巧和“面子工程”的出现。
第三，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的合作（PPP）是最重要的外部力量支撑。
虽然政府与社会是两个不同的主体概念，但却是需要密切配合的政策主体和客体。韩国的治愈农业、归农归村与乡土饮食等政策都是在政府扶持和社会参与下实施的。政府与社会既分工明确又通力合作，通过PPP模式，使乡村振兴获得了充分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保障。其中，财政补贴关注经济社会效益的实现和生产生活品质的提升；而农协则形成了东亚社会农户理性与村社理性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机制[24]，有助于社会资本的介入和财政资金的有效利用。
第四，教育培训与研发创新是政策实施的重中之重。
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是人才素质和技术水平，因此人才的教育培训与项目的研发创新水平决定了乡村振兴的成败与否。治愈农业、归农归村与乡土饮食均具备教育培训和研发创新的系统扶持基础，从政策、资金上保证了教育培训和项目研发的可持续性。并且，教育培训也讲究方式方法，按照参与对象的水平不同进行分类指导；而项目研发则需要根据农业农村的发展适时调整内容、方向等，从而为推广治愈农业、吸引市民归农归村以及促进乡土文化传承和转型提供理论基础。
第五，促进就业、保障健康和构建信任社会是乡村振兴的大趋势。
就业、健康和信任是当今社会各国都在追求的理想目标，而韩国乡村振兴的目标就是要保障国民健康、促进市民就业和构建信任社会，最终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例如，治愈农业、归农归村与乡土饮食都关注如何解决城乡就业问题，而治愈农业和乡土饮食还关注国民的健康素养，乡土饮食则更强调信任文化，三者基本诠释了韩国乡村振兴所要达成的终极目标。
5.2对中国乡村振兴路径的思考
当前，中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人民的愿望和社会的基调由解决温饱问题转为追求美好生活，健康素养、人力资本素质以及文化信任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关键词。中国可以有甄别地借鉴韩国乡村振兴的经验，因地制宜地丰富和创新乡村振兴的内容——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强调社会效益和文化认同，尤其是要关注城乡居民的情感需求，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助力度，重塑乡村的吸引力和活力。立足中国国情，在此提出以下5方面思考。
第一，强化政府扶持与服务职能。
强化政府扶持和引导意识，加大乡村振兴政策与资金的扶持力度，重视分阶段分地区扶持的力度和方式；构建合理的成效评价机制和强化资金利用与政策实施的事前、事中及事后的一体化监管机制；强化政府服务意识，提升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乡村振兴服务功能，设立各级服务型政府机构，提升乡村振兴效率。
第二，提升社会支持与责任意识。
强化企业和组织的社会责任意识，构建农协性质的社会组织合作体系，团结各方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利用社会资本获得更多的经济社会效益；提升企业和组织的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以及资金和资源向乡村还原的意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和提高社会参与水平，从而形成合作共赢的共同体社会。
第三，加强分类培训与关怀教育。
构建教育培训扶持体系，因人因地因材施教，保证乡村人才教育培训的正规化、普适化以及可持续；加强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村乡土文化的传承教育，普及健康预防、人文关怀、环境保护等现代生活理念，培育感恩、奉献、合作等共同体精神，构建幸福、信任、安全的乡村社会，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第四，促进研发创新与创业就业。
构建研发扶持体系，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鼓励地方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和组织通过课题研究创新乡村产业、人才、文化振兴项目（如治愈农业、乡土饮食等）；培育积极向上的乡村创新创业精神，重点创造返乡青年就业岗位，研发适合新时代的产业、人才、文化振兴模式，提升农产品品质、农业社会功能以及农村文化内涵等。
第五，发挥法律的保障作用。
强化乡村振兴的法律保障意识，尽快颁布实施《乡村振兴法》及其相关法律，构建法律层面的执行监管与约束机制；利用法律保障机制引导返乡人口和原村民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振兴，强化乡村内生发展力量，形成全民参与和成果共享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1]陈来.中日韩儒学的历史文化特色[N].北京日报，2019-05-13（16）.
[2]温铁军.东西方农业有哪些不同？[J].中国生态文明，2019（1）：96.
[3]陈昭玖，周波，唐卫东，等.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及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06（2）：72-77.
[4]李忠植.韩国的“新村运动”：政府主导与非政府组织参与[J].社会主义研究，2017，7（1）：68-70.
[5]易承志，龙翠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公共产品的视角[J].公共管理学报，2007（1）：70-77.
[6]李瑞霞，陈烈，沈静.国外乡村建设的路径分析及启示[J].城市问题，2008（5）：89-92.
[7]张俊，陈佩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内生主体力量培育的路径探析：基于韩国新村运动的启示[J].世界农业，2018（4）：151-156.
[8]韩道铉，田杨.韩国新村运动带动乡村振兴及经验启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20-27.
[9]邱春林.国外乡村振兴经验及其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以亚洲的韩国、日本为例[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9（1）：81-88.
[10]冯勇，刘志颐，吴瑞成.乡村振兴国际经验比较与启示：以日本、韩国、欧盟为例[J].世界农业，2019（1）：80-85.
[11]邢成举，罗重谱.乡村振兴：历史源流、当下讨论与实施路径：基于相关文献的综述[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8-17.
[12]王志章，陈亮，王静.韩国乡村反贫困的实践及其启示研究[J].世界农业，2020（1）：41-48.
[13]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EB/OL].（2019-06-01）[2020-07-01]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6/01/c_1124561415.htm.
[14]温铁军，逯浩.新时代“三农”与“三治”问题的内涵转换及其问题域[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8）：5-16.
[15]金景美，文智慧，郑顺贞，等.韩国治愈农业的现状及特性分析[J].农村指导和开发，2013，20（4）：909-936.
[16]农村振兴厅国立园艺特作科学院.韩国-荷兰治愈农业丛书：治愈农业的进展过程与评价[M].全州：农村振兴厅，2016：5-15.
[17]沈权平.韩国推行“归农归村”的政策支持体系对中国乡村人力资本发展路径的启示[J].世界农业，2019（10）：53-60.
[18]农村振兴厅.第二个农村振兴基本计划（2018—2022）[R].全州：农村振兴厅，2018：20-60.
[29]金贞燮，金重仁.归农归村人口展望与政策方向.农村指导和开发，2017，24（1）：34-48.
[20]LEE E S. Atheory of migration[J]. Demography，1996，3（1）：47-57.
[21]朴大植，金景仁.农村居民意识中的归农归村对农村地域社会的社会经济影响[J].韩国地域社会生活科学学会，2017，28（4）：653-657.
[22]田益洙.归农政策对归农人不同时期农业收入的效果[J].农业生命科学研究，2019，53（2）：163-171.
[23]马相贞，韩大植，朴时玄，等.归农归村不同时期的归农归村过程及经济低于社会活动实况变化分析[J].农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2015（6）：1-20.
[24]侯宏伟，温铁军.日本农协理性：合作属性与垄断属性的相辅相成[J].世界农业，2019（7）：1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