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都市圈之一,上海大都市圈,凭借其广阔的地域面积、庞大的人口总量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已然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引领者。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如何有效推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成为核心课题。本文作者夏骥院长提出了“1234”战略——一套协调机制、双重空间架构、三网高效联动、四大统一市场,为都市圈同城化提供了系统性破局方案。
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作为城市群的核心区域,都市圈是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引领。
目前我国主要的城市群中,长三角的都市圈最多,达到9个(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徐州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宁波都市圈、温州都市区、金义都市区,合肥都市圈);其次是广东,包括5个(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汕潮揭都市圈、湛茂都市圈);之后是长江中游,包括4个(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南昌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成渝,包括2个(重庆都市圈、成都都市圈);京津冀,包括2个(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石家庄都市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2024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简称《五年行动计划》)中,亦明确提出实施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市县共同发展,培育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近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也陆续印发了贯彻《五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方案,亦都明确了都市圈建设的重点任务。
众多都市圈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上海大都市圈。之所以被称为“大都市圈”,不仅仅因为地域面积大(扩容后的“1+13”城市面积达到11.4万平方公里)、人口总量大(达到1.1亿人),也因为经济体量大(囊括了7座“万亿俱乐部”城市,2023年GDP总量达18.28万亿元,根据IMF公布的数据,已超过韩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排名可跻身全球第八),更因为历史悠久,可追溯到1982年组建的上海经济区,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早的雏形。下一步,在如此广阔的空间范围推动上海大都市圈建设,特别是推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笔者认为要抓好1234。
建立一个协调机构
都市圈作为跨行政区域的城镇化空间形态,离不开政府间的统筹协调。
从国际来看,纽约都市圈建立了政府层面的规划组织、区域委员会等统一的规划组织;旧金山都市圈建立了由9个县和其101个市镇的政府代表组成的湾区政府协会;东京都市圈建立了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区域性行政协调机制。
从国内看,上海经济区时代,中央就在上海成立了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目前广州都市圈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统筹机构,广佛之间形成了“党政四人领导小组—市长联席会议—分管副市长工作协调会议—专责小组”多层次同城化协调机制;南京都市圈实体化运作了南京都市圈建设办公室,由来自南京市十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了综合协调部、规划协同部、科创产业部、公共服务部等专项部门;成都都市圈成立了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了综合组、设施互通组、创新产业组、公服生态组、保障组等专项工作组。
而上海大都市圈尚未设立类似机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虹桥管委会、G60科创走廊联席办等机构一定程度上都承担了上海大都市圈建设内容,但都难以统筹协调“1+13”城市。下一步,建议上海牵头设立专门的机构,推动“最大公约数”变为“最美实景图”。
构建两个空间结构
相对于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著名的都市圈而言,上海大都市圈的空间尺度要大得多。在建设发展过程中,要同步构建两个空间结构。
一是构建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区域之间的联系遵循距离衰减定律,空间距离、时间距离越近,彼此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距离中心城市越近,越容易接受经济活动的扩散。对于上海大都市圈而言,毗邻上海的苏州、嘉兴、南通与上海的联系最为密切,属于核心内圈,其中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一体化示范区等,则是核心引擎;其余城市则处于相对外围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目前“1+13”城市中,沪甬、沪舟、沪盐、沪泰等城市之间尚未形成1小时交通圈,沪绍、沪宣等城市之间的通勤时间略长于1小时,双城时间距离仍有待进一步缩短,形成上海大都市圈更为致密的圈层结构。
二是构建组团—廊道的功能结构。上海大都市圈中还包括若干次级组团,比如苏锡常都市圈、杭州都市圈的一部分、宁波都市圈的一部分、长三角“一地六县”等。同时,上海大都市圈还包括若干功能廊道,比如G60科创走廊的一部分、G42高端智能制造业走廊的一部分、虹桥-嘉定-昆山-相城功能走廊等,串联组团内和组团间的有机联系。不同组团、不同城市要着力打造自身核心功能,与上海以及其他城市之间形成功能对流,共同形成上海大都市圈的功能网络。特别是随着长三角“一地六县”整体纳入上海大都市圈,成为屈指可数的沪苏浙皖四地毗邻区,要做好“四手联弹”,将其打造为安徽融入长三角、链接大上海的重要窗口。
上海大都市圈要引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就要着力推动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生活便利共享,建立健全“三张网”。
一是建立健全高密度的城际通勤网。跨区域通勤强度是反映都市圈内部联系的重要特征,比如东京通勤圈范围内所有市镇至少有10%的人口至东京区部通勤;首都通勤圈已涵盖13个环京区县;广佛两市日均出行量达到185万人次、其中跨城通勤人口达到36万人;深莞两市日均出行量达到132万人次、其中跨城通勤人口达到8.9万人。与之相比,上海大都市圈内部的通勤强度还有待提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通勤网的密度不足。下一步,上海大都市圈要加快推进沪渝蓉、通苏嘉甬、盐泰锡常宜、沪乍杭、沪甬等高速铁路,以及一批市域郊铁路建设,逐步将环沪轨交运营公司拓展为上海大都市圈轨交运营公司。
二是建立健全高质量的产业协作网。随着上海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疏解基本结束,上海与周边城市之间的产业协同进入了新的阶段。扩容后的“1+13”城市之间发展差异较大,“万亿俱乐部”城市之间的产业梯度接近、可能竞争大于合作;一些外围城市与上海等中心城市之间的产业梯度过大、可能产业难以协同。下一步,上海大都市圈要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主体深化科学研究协同,以龙头企业和高校院所为主体深化技术攻关协同,以创新企业和创新资本为主体深化创新转化协同,打通产业链断点堵点;要充分发挥上海“五个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好服务都市圈内部城市;要完善统计考核机制,深化飞地合作模式,更好反映都市圈整体发展成效。
三是建立健全高品质的公共服务网。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发展,更多更好惠及群众。反过来,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有利于更好演绎“双城记”,促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上海大都市圈中,不仅仅是上海、杭州、宁波等中心城市才拥有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不少城市也各有特色,比如南通的教育服务、宣城的养老服务,以及各个城市的文旅服务等,要各扬所长、构建优质服务网络。特别是深入挖掘上海大都市圈内的历史文化,共同推出一批高质量文创产品,讲好江南故事。同时,要联合制定同城化无差别受理事项清单,实现更多的高频政务事项都市圈内“一网通办”。
建设四个统一市场
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区域一体化,一个重要的目的是逐步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更好发挥大国的市场规模优势。近期,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上海大都市圈要着力建设四个统一市场,引领长三角率先构建区域统一大市场。
一是建设统一的商品市场,重在降低物流成本。商品包括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目前,商品统一大市场建设最为成熟,基本消除了市场保护,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还在于物流成本。近期,三省一市联合印发了《长三角区域物流提质增效降本行动方案》,明确了7方面37项具体举措。上海大都市圈要率先落实,除了降低物流的经济成本,还要携手扩大对外开放、强化全球链接,充分借助中国—中东欧国家海关信息中心等都市圈内其他城市的开放平台,降低物流的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
二是建设统一的服务市场,重在促进平衡充分。就上海大都市圈而言,上海的专业服务能级仍有待提升,还难以完全满足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需求;服务供求存在结构性偏差,其他城市难以准确寻求上海的平台服务内容,上海对于周边城市的具体需求不甚明确。比如,标准化、普惠化的算力服务统一大市场尚未形成,存在算力供给紧张而同时部分算力未能有效利用的矛盾。上海要持续提升全球服务能力,探索面向都市圈发放专业服务券,同时深入排摸对于苏浙皖特别是都市圈内城市的需求,实现供需匹配。
三是建设统一的要素市场,重在打破边界效应。国内其他都市圈在统一的要素市场建设方面开展了实践,比如土地要素方面,天津提出建立京津冀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区域交易协商对接机制,深圳提出永久基本农田部分异地代保;在资金要素方面,成都都市圈注册设立了首只成德眉资同城化科创母基金,形成“成都研发,全域转化”的应用格局。上海大都市圈要协同探索,打破要素市场的区域分割与边界效应,促进跨区域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
四是建设统一的场景市场,重在明确准入标准。场景是重要的市场资源,也是《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后,各地开展招商的重要手段。目前,场景市场本身尚未充分挖掘,主要集中在首台套推广应用方面,更没有形成统一市场。放眼全国,只有合肥等少数城市成立了场景公司。上海大都市圈要围绕共性产业领域,探索挖掘和统筹更大范围内的场景资源,为新兴产业提供更多的市场机遇。比如,目前国内有7座城市提出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其中长三角包括上海、宁波、舟山且均位于上海大都市圈,这三座城市要会同南通、盐城、嘉兴等城市,共同打造海洋产业场景市场。同时,上海大都市圈要协同开展应用场景创新大赛,征集好技术、好产品、好方案,遴选出高价值应用场景,并优先给予政策和服务的支持。